|
江澤民同志在慶祝建黨８０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指出，要“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同時要根據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實際，不斷提高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羣衆基礎，不斷增強黨的社會影響力。”在講話中，他還根據國內外的新情況和新變化，就正確處理社會各個方面的關係，就社會認識的方法論問題，就吸收社會各個方面的優秀分子加入黨組織等問題，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思想。從理論和學術的層面上看，他多次使用“社會階層構成”等概念來表述我國社會生活所發生的變化，非常引人注目。這都是面對國內外社會階層構成重大變化而做出的實事求是的正確論斷和科學決策，是對國內外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所發生的諸多歷史性變化的深刻總結，也反映和概括了近十幾年來我國社會科學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具有非常深遠、重大的理論意義，對黨的建設和今後相當一個時期我國政治發展等方面的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價值。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隨着新技術革命以及後來的信息革命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的社會結構發生了許多重大的變化。
(１)傳統的“二元社會結構”在總體上已經或趨於瓦解，在最發達的國家，雖然有農業產業，但基本上已經無農村社區，市場化和城市化進程，以及在此基礎上出現的所謂“反城市化”進程，都已經使全社會的絕大多數勞動參與者成爲了一個統一的整體，都是用貨幣來取得勞動報酬和向政府交稅。
(２)工人階級已經由一個單一的體力或重體力勞動者社會集團，變化爲一個由體力勞動者即所謂“藍領”和腦力勞動者及輕體力勞動者即所謂“白領”兩個部分所組成的複合型的社會集團，在最發達的國家，白領的比例佔到了勞動者總數的７０％甚至８０％以上的水平。
(３)發達國家或是在社會依然保持較大的貧富差距的同時，中等收入者的比例明顯增加；或是通過實行高稅收和高福利制度，控制了社會的貧富差距。
(４)由於所有權與經營權的不斷分離，資本所有者階級的構成情況，也有了很大的變化，隨着股權的分散和職業企業經營者階層(即通常所說的“企業家階層”)的形成，像過去那種“業主”式的資本所有者已經越來越少了。
(５)勞動者的國際流動，是另一個其政治後果超出人們預先想象的重要經濟變化。現在，有數以千萬計的勞動者在其他國家就業，但基本趨勢是發展中國家的勞動者到發達國家充當藍領工人，發達國家的白領工人到發展中國家擔任技術顧問等重要工作。一方面是在發達國家的勞動者中，重體力勞動已經趨於消失，且收入水平有了較大的提高，甚至進入了中等收入者的行列，但另一方面是與重體力勞動密切相關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特別艱苦的勞動行業，或是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或是多爲外籍勞動者和移民等所承擔。外籍勞動者和移民的低工資，一方面使發達國家的資本家獲得了更爲可觀的利潤，一方面又被髮達國家的一部分普通勞動者認爲是來“搶飯碗”，從而造成了發達國家普通勞動者和發展中國家勞動者之間的矛盾。
(６)在上述這些問題中，其核心，顯然是白領勞動者的問題，給各國工人階級政黨帶來最大挑戰的，也是這個白領問題。有人把這個階層看作是一個“新中間階級”，也有人把它混同爲“中產階級”。實際上，“白領”是一個由多種職業身份、多種收入分配狀況、多種勞動方式構成的複雜的社會羣體，它的大多數成員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能否採取正確的政策組織白領的力量，是工人階級政黨能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和壯大的關鍵。
與此相一致，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我國的社會階層構成也發生了類似的變化，黨的建設也遇到了大致同樣的問題。但是，由於我們特殊的國情和生產力發展的多層次特點，有些問題的具體表現，比西方發達國家還要更復雜一些。(１)兩大基本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自身出現了力度很大的分化與調整。隨着全面實行勞動合同制度和企業運行機制的變化，藍領和白領的劃分已經成爲無可爭辯的事實，並有數千萬人是在私營企業或外資企業中從事勞動；通過社會分化，在所謂“九億人口”的農民階級中，真正從事種植業和養殖業勞動的已經只剩下了不到三億人，“中國農民”這個曾經是世界上最龐大的社會羣體已經於２０世紀末瓦解了。(２)出現了１億多人之衆的鄉鎮企業職工、企業經營者等新興階層。(３)重新出現了個體勞動者、私營企業主等與非公有制相聯繫的復新階層，而且規模發展非常快，個體勞動者、私營企業主已經分別達到了數千萬和數百萬人的規模。(４)在原有的城鄉差別、工農差別沒有根本解決，社會保障制度沒有真正建立起來的情況下，階層性、行業性等的收入分配差距日益凸現，並主要以此爲基礎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社會矛盾。(５)由於中國改革的漸進性的特點，在各個新興階層和復新階層中，都有相當一部分“兩棲人”，即是指那些已經邁入了新的階級階層隊伍，但又沒有完全割斷與原有階級階層的聯繫的人們。這種“兩棲人”現象所帶來的各階級階層之間的界限不清晰等問題，給我們正確處理各階級階層之間的關係和解決某些複雜的政策問題帶來了很大的難度。
不論是運用傳統教科書的分析方法，還是簡單套用西方國家的社會政治學說，都不能正確地解釋當代世界和當代中國的新情況、新問題，更不可能尋找到解決工人階級政黨增強其階級基礎和擴大羣衆基礎的正確方法。江澤民同志的講話和“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體現了我們黨在這方面的新的探索。
當代中國的社會進步，包括階級階層關係的分化與組合，是中國共產黨一手領導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直接產物，應當成爲中國共產黨進一步發展和壯大的基本社會條件和政治基礎。如果我們一方面總體上創造了這些積極的變化，另一方面卻面對着這些變化而縮手縮腳，甚至把這些變化的社會載體當作異己因素，那是不可想象的。工人階級永遠是中國共產黨的基本階級基礎，這不可能動搖，是其自身在代表最先進的生產力這一點所決定的。由於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知識分子增加了，藍領工人的文化素質提高了，白領工人階層隊伍壯大了，血統工人的比例增加了，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進入了城市，當了工人，這都標誌着黨的階級基礎的增強；在黨的富民政策的推動下，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通過不同的途徑走上了富裕的道路，有了房子，買了股票，辦了廠子，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只能會越來越擁護黨的政策，願意跟黨走，其中的優秀分子積極參與社會政治生活，這都標誌着黨的羣衆基礎的擴大。
江澤民同志的講話中，第一次明確使用“社會階層構成”的概念來概括當代中國的社會現實，分析了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經濟與社會結構多樣化對社會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領域的深刻影響，闡述了黨的有關對策。這一概念的使用，有助於我們更加準確、具體地分析黨的階級基礎和羣衆基礎以及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繫。將階層分析方法與階級分析方法結合起來，辯證分析當代中國的現實，分析黨的階級基礎和羣衆基礎，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科學態度和敢於面對現實分析和處理問題的理論勇氣和政治勇氣。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一定會促成中國共產黨偉大事業在新世紀的更大發展。（朱光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