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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以極其殘酷的手段和慘烈的結果震撼了美國，震撼了世界。它在21世紀初的出現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標誌着新世紀人類社會面臨的新的重大挑戰的到來。恐怖主義雖然不是本世紀的專利，但是它在新的世紀卻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出現，使人類社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感覺到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性問題的突出存在。這一事件對新世紀的美國和世界的影響是深遠的，對美國的全球戰略也將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現在對此作全面深刻的分析爲時尚早，這裏只對這一事件對美國全球戰略可能產生的直接影響作一初步的分析。
一、美國全球戰略的基本目標看不出有改變的可能，但是達到這一目標的實施戰略將會作較大的調整
謀求和維持世界領導的地位是美國在新世紀全球戰略的基本目標，美國朝野在這一點上經過十餘年的辯論基本趨於一致，認爲這是美國的根本利益所在。但是，在如何實現這一目標的方式上，卻有不同的傾向，主要表現爲以下兩個方面：
一種可以稱之爲“強領導”的實施戰略，主要表現是：在領導結構上追求單極體制，不滿足於“居強國之首”，而要形成“獨大”的局面；不願意處於一種均勢結構之中，通過與其他強國的協調實施領導，而是要獨自決策；在外交方面單邊主義行爲突出，如單方面決定取消反導條約，拒絕簽訂全面禁止核武器條約，反對簽署國際禁止地雷公約，拒籤防止全球“溫室化”的《京都議定書》等等，試圖以一己決定左右天下。另一可以稱之爲“弱領導”的實施戰略，即在現有國際構架中謀求“平等中的第一”，在實力優先的基礎上通過與其他大國的協調來實施領導，求得主導性的決定權，不搞獨往獨來的“一言堂”。
在前一階段的美國外交行動中，“強領導”的方式佔據主導地位。它已經受到美國的歐洲盟國和其他國家的反對，今年5月美國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落選就是一個例證。但是能夠對這一實施戰略構成根本衝擊的，則是當前的9·11事件。原因是：第一，獨大的局面雖然可以謀求，但往往力不從心，漏洞不少，而且可能釀成大禍。中國古語說：“一個籬笆三根樁，一個好漢三個幫”，自我圓滿的結構往往不圓滿，防務問題也是如此，特別是對付“非傳統威脅”，信息渠道的廣泛性有特殊的重要性。第二，恐怖主義是全球性的問題，而全球性的問題尤其需要全球範圍的合作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問題的產生是國際性的，它的解決也需要國際間的合作，一個國家或少數幾個國家不能解決問題。第三，從策略上說對付恐怖主義也應該是國際軍團作戰，否則一個國家單兵突進，勢必成爲“出頭鳥”。從這些情況看，美國外交戰略中的“獨大”思想需要調整，其實施戰略將會發生一定的變化，單邊主義色彩將會減弱，至少以單邊主義與合作主義結合的形式出現，一超多強的均衡結構將會發揮更爲經常的作用，也就是可能是以“弱領導”方式爲主，“強領導”方式爲輔。
二、美國全球的防務戰略將有一定的變化，對付非國家主體實施的戰爭行爲將納入防務戰略的重要內容，對付現實重大威脅的戰略計劃將走上前臺，而對付長遠的潛在對手的戰略規劃至少不再是惟一的聚焦點
美國已將這次9·11事件定性爲“戰爭行爲”，認爲是對美國的宣戰，並將它與珍珠港事件相提並論。但意味深長的是，實施這一戰爭行爲的並不是一個確定的國家，至少從直接的意義上不是如此。也就是說，非國家主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足以構成對美國的重大威脅，非國家主體也可以是國際戰略力量的候選者和構成要素。從理論上來說，這將改寫國際戰略學的內容和防務戰略的概念。它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美國學者前一時期的兩個判斷：第一，美國在新的世紀既可以說更安全了，也可以說更危險了；第二，全球化對國家權威的第一個方面挑戰是防務，是確保社會免於暴力的問題。從實踐上看，美國的全球防務戰略必將有一個變化，其基本點是：防務戰略的內容將不僅僅限於地緣戰略，還將包括非穩定地緣性質的國際恐怖組織；後者不再是偶然的怪胎，而是防務戰略中的穩定的一個方面，並且隨着它的威脅的增大，其重要性還會上升；防務戰略將從針對國家主體轉變爲同時針對國家主體和非國家主體；在全球防務戰略中將把地緣戰略防衛與國際反恐怖戰略有機結合起來。
美國防務戰略的第二個可能的相關變化是，NMD導彈防禦系統作爲對付長遠的潛在對手的戰略規劃，其重要性和現實性將可能再次引發討論，它的推進力度在近期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減弱，至少在相當一段時間不會成爲惟一的戰略聚焦點。
首先可以斷定的是，NMD系統無法有效地保護美國免受國際恐怖主義組織的攻擊。從美國駐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大使館爆炸（224人死亡），到美國軍艦“科爾號”的爆炸（17人喪生），再到這次9·11事件的巨大傷亡，恐怖主義分子使用的有效武器不是導彈，而是NMD無法防備的其他手段。美國人可以問，耗資已經逾600億美元的這一計劃對於防止9·11事件，保衛美國國家安全，究竟起了什麼作用？如果將這些財力和精力用於對付恐怖主義力量，是否可以避免9·11這樣的悲劇？美國的防衛戰略重心是否應該重新認識？特別是NMD系統被用來對付像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潛在對手”，而這一對手是否存在，是敵人還是朋友都尚有疑問，這樣的國家防衛戰略是否應該重新評估？如果NMD系統被用於對付所謂的“無賴國家”，那麼這種做法是不是“高射炮打蚊子”？本來，8月23日美國總統布什在其度假地得克薩斯州宣佈，美國將會按照自己的時間表退出1972年簽訂的《反彈道導彈條約》。現在看來，他的這一時間表也面臨着調整。美國國內的不同聲音和美國在反恐怖主義問題上必須尋求的國際合作，以及這一合作對中美俄關係可能帶來的變化，對於美國的NMD實施計劃不能沒有一定的影響。
三、美國全球戰略中對中國的定位將引入新的評價因素，在接觸加限制的戰略中接觸的傾向將會上升，中美關係存在新的發展契機，關係改善的空間增大
在美國全球戰略中中國的定位是雙重的：一方面它被定位於能對美國未來領導地位進行挑戰的惟一“潛在對手”，其理由是：中國正在崛起，中國主張多極化並反對霸權主義，中國的崛起在亞太地區將威脅到美國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又被定位於可以合作、在國際關係中具有許多共同利益的重要夥伴。這一定位的雙重性表明，中美關係是不確定的、可變的，因而從積極的方面說是具有建設性的。美國對中國接觸加限制的政策體現了這種定位的雙重性，它在不同時期的搖擺也體現了這種雙重性。前一時期，“中國威脅論”和“遏制”中國的聲音在美國升高，與此相應，美國在亞太地區加強了軍事存在。
但是，9·11事件對於美國的中國政策是一個新的變數。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代表中國政府在事件發生後不到兩個小時向布什總統發出的慰問電給美國人民發出的信息是，被妖魔化的敵人實際是朋友，潛在對手的意識在此被弱化了。美國領導人和美國人民也對此作出了積極的反應。同時，美國從巨大的傷痛中也認識到真正的現實敵人在哪裏，在反對恐怖主義的鬥爭中表明瞭與中國加強合作的態度，兩國的戰略合作基礎拓寬。這種情形從更寬的視野看，說明中美關係隨着全球化進程的深入，在國際政治秩序方面有更大的合作空間。與此同時，在國際經濟秩序方面也有一個有利的相關背景：中國年底加入WTO已成定局，中國將逐步融入國際經濟秩序。當前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美國經濟正處於低谷，中美經濟貿易關係的相互依賴性也要求雙方進一步合作。這一切都意味着，中美之間建設性的領域很大，中美之間存在着新的發展契機，美國的對華戰略中的接觸一面將會加強，中美關係由陰轉晴的可能性變大。
四、隨着美國防務戰略和中美關係的調整，美國在歐亞的戰略佈局將有新的因素介入，美國在亞太地區近期的戰略調整可能趨緩，其戰略意義也會有一定程度的變化
9·11事件之前，隨着美國在歐洲的得手和戰略佈局的基本完成，美國的戰略注意力逐漸轉向亞太地區，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對軍事部署開始進行新的調整。美國2000年在關島空軍基地部署的戰略巡航導彈，美國海軍於2000年宣佈的將於2002年把核攻擊潛艇轉移於關島的計劃，以及9·11事件前夕美國陸軍部長托馬斯·懷特所作的將把美國陸軍儲存在歐洲的作戰武器和裝備轉移到亞洲的表示，都屬此列。9·11事件的發生，雖然不能說立即使美國在歐亞的戰略佈局產生了結構性變化，但確實出現了一些新的介入因素，使得它在評估亞太地區的戰略時不能不予以考慮。第一，在防務戰略方面，不能僅僅考慮地緣政治的需要，還要考慮反恐怖主義這一類全球性問題的需要；第二，在戰略敵人的指向方面，中國作爲假想敵的地位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恐怖主義組織的地位上升，美國在歐亞的軍事部署不能不對現實的重大威脅作出反應；第三，隨着中美領導人在上海APEC峯會期間的會晤和美國國內輿論的一定改善，隨着中美關係建設性因素的增多，美國最高領導層的對華政策將有一定的調整，這也不能不影響美國在亞太地區原有的戰略調整計劃。
還要考慮到，美國國內本來就存在着兩種意見的分歧。共和黨右派認爲，亞太地區還沒有形成以美國爲主導的多邊安全結構，存在着朝鮮半島、臺灣問題和印巴衝突等熱點問題，特別是中國對美國的軍事威脅正逐步增大，因此美國應當將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地區。溫和現實派則認爲，美國應該跳出傳統地緣政治的思維模式，把經濟和其他嚴重威脅人類生存的全球性問題作爲戰略重點，加強與其他大國的合作；中國目前不構成對美國的軍事威脅，不應過早將中國視爲敵人，應繼續與中國進行軍事交往，既瞭解中國軍事現代化的進程，也有助於維護亞太地區的穩定。9·11事件的發生，客觀上支持了溫和現實派的看法。以上綜合因素使我們可以預計，美國在亞太地區原有的戰略調整可能趨緩，需要有一個重新評估和確定的過程；即使近期內繼續執行原有戰略部署的某些調整，其戰略意義也會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總之，9·11事件告訴人們的一個基本信息是，國際恐怖主義已經確定無誤地作爲全球性的戰略性的敵人出現，它必將對美國的全球戰略產生重大影響，而且由於反對國際恐怖主義的鬥爭，如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所說，是一個長期而複雜的任務，因此這一影響也必然是深遠的。在這一新的背景下面，美國的全球戰略將有新的調整，中美之間將有更多的共同戰略利益，中美關係存在着新的發展契機。
世界正在日益全球化。國際恐怖主義的發展也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產物，並由此構成了全球性的威脅，9·11事件正是其集中反映。它表明，世界各國的政治家在確定全球戰略時，愈來愈需要全球化的視野，愈來愈需要以全球化的範疇作爲其制定戰略的基石；同時，世界各國的政治家也愈來愈需要以全球化爲立足點處理國際間的政治和經濟問題。全球化需要全球化思維。全球化不是一國化，全球化需要全球性的合作纔有可能解決全球性問題。國家利益雖然仍是各國外交政策的基石，地緣政治也還在發揮作用，但是這些必須與全球化相銜接，愈來愈需要放在全球化的結構中去定位。全球化對世界各國的政治家、特別是大國的政治家提出了新的挑戰，它需要他們有更高遠的全球眼光和前所未有的人類智慧去應對新世紀的新問題。我們希望這些政治家們從9·11事件中獲得更多積極的東西，並在未來全球戰略的透視中看到這種結果。如能如此，新世紀之初的不祥之兆將有希望最終轉變爲人類的長久和平和幸福。（段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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