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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代表《每日新報》第一次走進極考辦的時候，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說明來意。就這樣，讓極考辦的工作人員從記住《每日新報》的名字到熟悉《每日新報》的記者，瞭解《每日新報》在津的影響力，感受《每日新報》這個集體素有的敬業、團結精神，我們做了所有能做的工作。
□幸福來得如此突然
２００１年９月３日早上，我到了報社才發現把手機落在家中。那時我正趕着去北京參加一個新聞發佈會，一股強烈的預感迫使我回家取手機。進屋後，看到手機上有三個未接電話，一見號碼我就全明白了，那是我幾個月來一直等的電話，“南極科考的事兒成了！”我馬上把電話回過去，極考辦計劃處告訴我正式隨隊赴南極採訪的通知已經下來了，下午就寄過來。我當時第一個反應就是堅決的告訴對方：“我中午到北京親自去拿！”我明白，《每日新報》將成爲天津市第一家隨國家南極科考隊赴南極洲採訪的媒體，我接受不了再多等一天。
就這樣，十個月的“折磨”終於告一段落。心中壓抑了許久的激情一時化作讓我自己都難以想象的鎮靜。我於當天中午１３：３０走進位於北京復興門外大街１號的國家海洋局極考辦計劃處，２分鐘後拿到了特批文件———“關於選派中國第１８次南極考察隊正式隊員的通知”。我一個人在走廊呆呆地站了３分鐘，仔細打量這份只有兩頁的通知。我告訴自己“一定要鎮靜”。
整整一個白天在北京採訪，我沒有把這消息告訴給任何人。直到晚上坐上回天津的特快列車時，我纔將這個消息彙報給報社領導。後來他們告訴我，接到電話後一開始都沒明白是怎麼回事，用他們的話說就是“幸福來得很突然”。然而當時我絲毫沒有輕鬆之感，這十個月過得太緊張了。
□第一次接觸南極科考
第一次接觸有關南極科考的報道是在２０００年１１月。那時全國的媒體都在報道中國組織首次人文學者去南極的事，突然在一次新聞部例會上，部主任告訴我：“去問問他們《每日新報》能不能去南極參與報道。”說實話，我當時老大不情願，因爲這是一件耗費精力、時間，並很有可能辦不成的事。但是我第二天就查出了國家海洋局極地考察辦公室的電話，並取得了聯繫。我們被告知，申請參加此次南極科考已經來不及了。每一年的科考組隊工作都是提前一年做計劃的。只能申請下一次。
就這樣，我開始和國家海洋局極地考察辦公室的“親密接觸”。
中國記者對南極洲的採訪報道要早於中國科學家對南極洲的科學考察。早在１９７９年１月，新華社駐智利記者金仁佰成爲第一個登上南極大陸的中國記者；１９８２年１１月，我國科學家曹昌華成爲第一個登上南極洲的科學家；１９８４年１２月，我國派出第一支南極科學考察隊，並於次年２月建立了我國第一個南極科考站。從那以後，中國每年都組織考察隊奔赴南極。在近幾次的科考工作中，中央各大媒體已對南極進行過大量報道，一些地方媒體也曾隨隊採訪。
當我代表《每日新報》第一次走進極考辦的時候，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說明來意。就這樣，讓極考辦的工作人員從記住《每日新報》的名字到熟悉《每日新報》的記者，瞭解《每日新報》在津的影響力，感受《每日新報》這個集體素有的敬業、團結精神，我們做了所有能做的工作。
□在絕望中尋找希望
此次申請工作最困難的時期是在今年４月、５月之間，那時申請的新聞單位包括中央電視臺、中國地理雜誌、中新社、北京日報、鳳凰衛視和天津的兩家媒體，而記者的名額只有４到５個。當時我每天想得最多的是怎樣完善自己的採訪計劃，怎樣用自己積極的態度打動極考辦工作人員，給他們留下最深的印象。那時報社的領導和同仁也是這樣鼓勵我，只有不斷地跑動、不斷地爭取才能有希望。就這樣，我硬着頭皮不斷地在北京、天津之間穿梭。現在我已能準確背出往返於京津的特快列車的時刻表。直到６月，極考辦終於給了我一個初步評定———《每日新報》在全國數家媒體中工作做得最積極。我們的採訪計劃在幾經努力後終於達到了要求。
□等待讓我學會了剋制與忍耐
在全國數家媒體中，極考辦最後選定了鳳凰衛視、《每日新報》、《中國海洋報》、《深圳商報》四家媒體。
早在７月，我就接到了體檢的通知，那時我意識到，成功率有了五成。但從那以後，我得到的所有的消息都是“等待，等待”。公佈結果的日子被一推再推。在這兩個月的等待中，我每天做得最多的是下班回家，一個人安靜地獨處。
這是一段難捱的日子，但是卻讓我找到一種安靜的心態，每天嚴格按照作息時間鍛鍊身體，看書，調整狀態。這段日子，我學會了堅持、剋制與忍耐。
□永不會結束的挑戰
申報工作的成功意味着本次任務纔剛剛開始。在我面前，是更嚴峻的挑戰。如何能圓滿地完成此次南極科考報道任務，成了我的“心病”。爲了保證此次任務的順利進行，在我作出工作彙報後幾個小時，領導當下作出指示要從各個方面做好充分的準備，並表示要從人力、物力上給予最大的支持。
南極，那片神祕的大陸讓人充滿了渴望。希望這次南極之行，能展現給讀者一個美麗的南極洲。（李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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