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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在意大利熱那亞舉行的八國首腦會議期間，爆發了大規模反全球化抗議示威，所引發的暴力衝突造成了人員傷亡和重大經濟損失。比利時首相蓋伊·維爾霍夫斯達德以現任歐盟輪執主席的身份，參加了這次會議。他於9月27日發表了一封“致反全球化人士”的公開信，在信中闡述了他對八國首腦會議的反思和改革建議，主張由代表現存地區合作關係的八大集團峯會取代八國首腦會議，給予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應有的重要的地位和發言權，以保證在平等的基礎上開展國際間的合作與對話，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步入正軌。就這封公開信的主題，比利時根特大學將於今年10月30日由博杜安國王基金會協助舉辦一次國際研討會。下面是這封題爲《反全球化運動的悖論》的公開信中文譯文。
在西雅圖、哥德堡和熱那亞，有成千上萬人走上街頭，表達了他們的觀點。這是我們的後意識形態時代所散發出的清新氣息，如果沒有那些毫無意義的暴力，我們幾乎應該爲他們喝彩。在一個政治生活變得如此貧乏、枯燥和技術化的時代，反全球化運動已成爲一股受歡迎的對立力量。這支力量對我們的民主機制是件好事。但是，反全球化人士們，你們究竟要告訴我們什麼？你們是否想支持“黑色集團”強烈反對任何形式的私有財產的觀點，還是想比世俗俱樂部——“慢餐運動”的觀點更富代表性？這個俱樂部專事分發推崇在高檔餐館裏品嚐健康食品重要性的小冊子。
爲什麼全球化突然變得如此錯誤？直到最近，進步的知識分子還在爲全球化市場唱讚歌，他們說這能給貧窮落後的國家帶來財富和福利。的確，經驗證明，一個國家的經濟開放多一個百分點，其人均收入就能增長百分之一。這就是新加坡的富有同緬甸閉鎖型經濟的赤貧之間形成極大反差的原因。總之，在西雅圖會議以前，全球化還算是人類的福音而非罪過，這同極右派爲擔心失去民族國家的特性而哀嘆形成了鮮明對比。但在西雅圖會議之後，你們便把全球化斥爲傳播貧困和墮落的瘟疫了。
當然，超越國界的全球化很容易變成“無國界的自私”。對於富有的西方國家來說，只要自由貿易不危及西方經濟，它自然是受歡迎的；既不要從第三世界國家進口食糖，也不要從北非國家進口紡織品和成衣。在這一點上，你們這些反全球化人士是正確的。眼下被大力宣傳的世界貿易在多數情況下是單向的，即從北方富有國家向南方貧窮國家銷售商品。
但是，我在你們的思想中也發現了很多矛盾。你們反對美國漢堡包快餐店，反對跨過公司生產的轉基因大豆，還反對操縱消費行爲的世界名牌。你們當中的一部分人認爲：一切都應該變小，規模應該縮減；我們應該回到地方市場，重建地方社區。而你們一旦涉及到移民問題就改弦更張！這時，全球化又變成了一個目標。大批無家可歸者遊蕩在歐洲和北美各國的邊界上，張望着發達國家的櫥窗；數百萬非法移民背井離鄉，在困難的條件下生活，指望能進入富裕的西方國家。然而，不正是由於缺乏自由貿易和投資而迫使這些人投向西方的嗎？
反之，你們又是容納多種共處和生活方式的熱衷支持者。難道不是全球化才使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多文化的、寬容的社會中嗎？我原以爲只有吹捧過去的保守派、惟其種族獨尊的極右分子、或是高舉《聖經》或《可蘭經》的宗教極端分子纔會對舊時狹隘的鄉土社會充滿留戀的情感。相當一部分反全球化人士，正在危險地向極右派和民粹派靠攏，儘管他們本人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同這兩派人的區別是：他們認爲全球化會給南方國家帶來損害，所以反對之；而極右分子，如法國的勒寵，他們排斥跨國公司是爲了把本國經濟抓在自己的手中。
你們提出的問題往往是正確的，但是，你們得出的答案是否也正確呢？任何人都無法否認氣候的變化和地球的氣溫在轉暖。但是，我們不是隻有通過全球性的協議才能採取措施嗎？自由貿易對最貧困國家的意義是人所共知的，這也需要有一個全球的社會和生態標準。以幾年前對墨西哥比索和馬來西亞林吉特等弱幣不道德的投機爲例，不正是全球化的大貨幣區給予這場投機以反擊嗎？因爲對於投機人而言，投機美元和歐元比任何形式的稅收都更具風險。我認爲，對全球化不加批判地支持和反對都是沒有意義的。應該提出的問題是，如何能使每一個人，包括窮人在內，都能享受全球化進程中顯而易見的利益，而不受任何不利的影響？什麼時候我們才能確定，世界化的進程不僅能使數量有限的佼佼者受益、而且也能爲第三世界的大多數窮人造福？
我重申，你們這些反對全球化人士的擔憂是正確的。正如詹姆斯·託賓所說，爲了給予你們正確的問題提供一個正確的答案，我們不需要減慢反而要加快全球化進程。這就是反全球化的悖論。全球化既可以有積極的一面，又可以有消極的一面。爲此，我們所需要的，無論在環保、勞資關係還是在金融政策方面，都是一個全球性的道德行動方針。換句話說，就是不要停止世界化，而是將之納入道德準則之中，這纔是真正的挑戰。我想稱之爲“道德的全球化進程”，即一個由自由貿易、知識和民主組成的三邊關係；或者用另一種方式來表達，即貿易、援助和預防衝突的發生。
民主和尊重人權是避免暴力和戰爭以及創造商機和財富的唯一的、持久的途徑。國際社會至今還未能實現全世界範圍內對輕武器的禁止或成立一個常設的國際刑事法庭。
除此之外，富有的西方國家必須提供更多的援助。目前，還有12億人沒有醫療條件，而且得不到良好的教育。這是十分令人羞愧的。最不發達國家僅靠貿易是不能脫離貧困的。甚至在增強了貿易以後，它們仍需更多的發展合作來建設港口、公路、學校和醫院，以及建立一個穩定的司法系統。
最後，世界貿易還需要進一步自由化。如果世界所有市場都向競爭開放，發展中國家總的收入將每年增加7000億美元，這是它們目前所獲發展援助的14倍。屆時，將不會再有西方國家的剩餘農產品向第三世界市場傾銷，也不會再有針對香蕉、大米和食糖等不公平的特別限制，人們只須限制武器。“除武器外的一切話題”應成爲下一輪世貿組織談判的口號。
更自由的貿易、進一步發展的民主、對人權的尊重和更多的發展援助，這樣就能使道德的全球化成爲現實嗎？這肯定是不夠的！我們還缺少能實現這一目標的政治武器。一個世界性的政治回答，這個回答應像我們現在擁有的全球化市場一樣強大。有富有國家參加的八國首腦會議（G8〕應該由一個聚集了現存地區合作關係的新的G8所取代。在新G8中，發展中國家應占有重要的和應得的地位，以保證能夠把經濟全球化引入正軌。換句話說，就是要建立一個能在平等基礎上對話、由歐洲聯盟、非洲聯盟、南方共同市場、東南亞國家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重要的地區合作組織參與的論壇。
新G8應該和必須成爲一個能夠達成有約束力協議的場所，這些協議應涉及有關勞動條件、知識產權和優良執政的全球性道德準則。同時，新G8還應對世貿組織、世界銀行和《京都議定書》等大的國際組織或談判機構發揮指導和推動作用。這將是一個不再爲大國和富有國家所單方面支配的，而是由全世界所有成員參與的G8，它能夠對販賣人口等世界性問題提供有力的答案。
在波恩舉行的有關《京都議定書》的談判中，我們已經看到了它正在孕育中。而且，在世界上勢力最大的國家——美國不情願的情況下，通過UMBRELLA集團、歐盟和不發達國家間的協議使談判得到了突破。
當然，我們不必等到新G8創立再啓動道德全球化進程。我們可以先從歐洲入手。爲什麼我們不能系統地檢驗歐盟的每一項決定？看其是否會對地球上最弱的國家產生影響：它們是擴大了南北差距，還是縮小了這一差距？對世界範圍的生態問題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我們爲什麼不能聽聽非歐洲機構的高層人士就此發表意見？因爲在這一點上你們是絕對正確的。儘管我們具有最好的意願，但對於我們來說，當涉及到一家石油跨國公司或歐洲甜菜農民的利益時，尼日爾三角洲哥尼民族的命運和哥斯達黎加蔗糖種植園工人的低微收入自然又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蓋伊·維爾霍夫斯達德首相的電子信箱是globalisation@premier.fed.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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