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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省的省委政法委最近作出規定，本省新聞記者在全省政法系統所屬的任何一個單位採訪時，都必須持省委政法委頒發的“記者證”。否則，屬於記者違反宣傳紀律，被採訪單位有權拒絕接受採訪。
省委政法委的這一做法也有他們的理由。他們是怕新聞記者干擾他們政法系統的工作：怕記者審判，給未判決的案件定性；怕記者泄密，報道尚未完全偵破的案件，從而給犯罪嫌疑人通風報信；怕記者監督，披露政法隊伍裏的腐敗現象。對此，我十二分理解。
但幹了多年新聞工作的我，同時又有些失落感，原因很簡單，我沒有得到省委政法委的“記者證”。省委政法委只給了我所在的報社兩個指標。這就意味着，我已失去採訪政法系統的權利，而政法系統線長面廣，其中公安、檢察、法院、司法、民政等單位都是出新聞的地方。
記者是寫新聞的，寫新聞是需要新聞資源的。一家轄9個區縣市的地級報只有兩名記者跑政法，這兩名記者縱然有三頭六臂也忙不過來。新聞資源不同於礦產資源，時過境遷也就不再是資源了。眼睜睜讓這些豐富而寶貴的新聞資源浪費，當記者的誰不感到痛心？政法這座新聞富礦要憑“票”去開採，在計劃經濟時代都是沒有的事。
每個系統、每個部門都能找出給記者發“記者證”的理由，而且這個理由都可以濃縮到這一點：統一報道口徑，有利於推動工作。爲此，他們都可以要求記者憑“票”開採本系統、本部門的新聞資源。系統、部門這麼做了，各個單位也可以效仿，這樣一來，記者採訪就需三證了，一是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頒發的正式記者證，二是系統、部門頒發的“記者證”，三是單位頒發的“記者證”。如果發展到這種地步，新聞還怎麼做？
雖說目前還沒有達到上述情形，但通過發“記者證”來限制記者採訪的事經常出現。震驚全國的湖南常德“9·1”持槍搶劫銀行一案分別在湖南常德和重慶公開開庭審理之時，作爲常德惟一一家新聞紙的《常德日報》，就沒有得到此次庭審的“記者證”。那些千里迢迢專程趕到常德的外地媒體的記者就更莫說了，爲了交差，他們有的只好花上幾千元買一個庭審“記者證”。還有一些活動和會議的主辦者動輒給記者頒發“記者證”，沒有他們的專用“記者證”，就是中央級媒體的記者也是枉然。這些年來，我已收藏了不少各式各樣的“記者證”，可以舉辦“記者證”展覽了。
以上講的是一種有形的“記者證”。其實，還有一種無形的“記者證”更讓記者撓頭。這種記者證就是：不講任何理由，總之不讓採訪。這些單位和個人一般都存在嚴重問題。當記者前去調查時，他們便千方百計阻撓。廣西南丹礦區特大透水事故被披露後，《人民網》記者前去採訪時就遇到了膠捲被強行曝光的“待遇”。這種“待遇”，對於地市級媒體的記者來說簡直就是家常便飯。
由於另類有形“記者證”的確多，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頒發的正式記者證我一直沒機會拿出來使用，至今還是嶄新的；又由於另類無形的“記者證”作祟，我也多次被作爲採訪對象的單位和個人被拒之門外。因此，我當記者多年，一直還沒弄清，記者證到底該歸誰發？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頒發的正式記者證到底管不管用？我真不希望當了一輩子記者卻成爲另類“記者證”的收藏家；我真不希望持正式記者證只有優先購買火車票、飛機票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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