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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自幼受到良好教育，成年後喜好書畫，喜歡鑑賞和收藏。1930年，他任國民政府陸海空副總司令後，將行營設在北平順承王府，這裏離出售書畫作品的琉璃廠非常近，所以有着這方面愛好的張學良時常去琉璃廠逛一逛。有一天，他以重金購得幾幅明末清初藝術大師石濤的山水畫。當張學良興致勃勃請名家鑑賞之後，卻得知買來的是出自新秀張大千之手的贗品。
張學良很快了解到，生於四川的張大千，名張爰，長自己三歲。1917年隨兄長到日本學習繪畫，2年後學有所成回國，曾一度爲僧，法號大千，還俗後仍以法號行名。
張大千聽到張學良誤買了自己臨摹之畫這件事後，非常緊張，他想不到自己的臨摹，竟能瞞過聲名蓋世的張學良。正在他不知所措的時候，一份考究的請柬送到了他的面前，張學良邀請他參加大型宴會。
張大千素聞統率三軍的張學良性格剛硬，處事果斷。此次邀請目的何在，是福是禍，一時間，使得張大千有些不安。張大千思慮再三，決定硬着頭皮前往赴約。他原以爲張學良會藉此機會向他發難，誰知見到張學良後，張學良對他十分客氣，不但沒有一絲懊惱，相反，張學良倒向赴會的北平名流和黨、政、軍要人熱情地介紹張大千，說張大千畫技高超，摹仿石濤的作品已達到了以假亂真的地步。
張大千此次赴宴非但沒有受什麼責難，反而名聲大揚。一般來說，文人墨客都是比較“輕官”的，像張大千這樣的人更是如此。但張大千對張學良如此寬大的胸襟深爲歎服。從此，兩人聯誼交往，情愈深厚。張學良對張大千的畫總是摯愛有加，張大千也爲結識這樣一位身居要職、豪爽俠義的好朋友而高興。
此後，雖然張學良軍務繁忙，張大千作畫無暇，但兩人經常忙裏偷閒在一起小坐，長則半小時，短則十多分鐘。
星轉鬥移，歲月荏苒。1961年3月，僑居海外的張大千專程飛回臺灣省親。這本來就是衆人關心的新聞，其間，又派生出另一個令人轟動的消息：張大千向有關方面提出，請儘快批准他探訪張學良的請求。
局外人不知曉張學良與張大千以往鮮爲人知的交往，所以對張大千這位名冠中外的藝術大師來臺後，在緊張得連針都難以插入的活動日程中，又加上探訪張學良這一安排而大爲不解。對於張大千的這一請求，臺灣當局並沒有爲難。因爲當局知道，自50年代以來張大千一直喬居巴西，潛心研究學問，專注繪畫藝術，料定兩人相見不會涉及政治，所以，很快就同意了。
3月的一天，風和日麗，春光明媚。張大千直奔臺北北投復興路70號的張學良府第。聞訊，張學良和趙四小姐早已在門口迎候，兩位分別26年的老朋友終於相見了。他們熱烈擁抱，相互仔細端詳，都說歲月無情，老了!老了!入廳落座，兩人談笑風生，妙語迭出，連坐在一旁的趙四小姐也插不上口。敘談不久，他們就又提起了當年爭購《紅梅圖》的事。
這件事發生在1930年的北平。有一次，張大千在古玩店偶然發現了一幅《紅梅圖》，仔細鑑賞後，他認定這是清朝初期著名畫家新羅山人的真跡。他與店主討價還價，最後以300塊大洋成交。只是他來時並無購畫的準備，隨身並未帶足錢銀，無法立刻將錢款交清。於是雙方商定先把定錢交了，第二日再交錢取畫。事也湊巧，張大千前腳剛走，張學良後腳也來到了這個古玩店，他一眼就看中了這幅《紅梅圖》，決定買下來。店主回覆此畫已經被人開價300元定下了。張學良一聽，馬上說：“我出500元你賣不賣?”一下就多賺了200塊大洋，店主當然樂不可支。張學良當即讓副官交足款項，心滿意足地將畫帶走了。第二天張大千得知情況，叫苦不迭，可又毫無辦法。
直到兩人這次相見時談起這件事，張大千還不無遺憾地說：“那天我國是帶足了錢，這畫就是我的了。”
張大千赴臺省親結束，就要登機回巴西了。張學良偕趙四小姐趕到機場送行。臨別時，張學良送上一件用紅綢子包卷得很精美的禮物。張大千說：“漢卿，可問是何貴物?”
張學良微微一笑說：“回府後，打開不遲。”
飛機升空後，無法忍耐的張大千懷着急切的心情打開紅綢子一看，正是那幅《紅梅圖》!
張大千見畫，心潮起伏，回到巴西家中後，心情仍然無法平靜。爲了回敬張學良的情意，他閉門謝客，專心致志地伏案畫了一幅《臘梅圖》，請人捎給了張學良。張學良收到這幅精品，愛不釋手，將畫掛在書房，時時觀賞，以解想念老友之情。(何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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