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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先生一生重視教育，他認爲人才培養對實現救國救民大業有着至關重要的意義。早在他創辦“黃埔軍校”和“中山大學”之前，就對復旦大學傾注了極大的關懷。
1911年秋，在辛亥革命中，因光復軍司令部佔用了位於吳淞的復旦校園，學校被迫遷至無錫辦學。後因政局更迭，經費無着，師生流離，學校一度散架。
中華民國成立之初，復旦同學紛紛找到出任臨時政府交通部代部長的校友于右任，要求他做工作，儘快在上海覆校。于右任早年追隨孫中山，是同盟會的重要成員，與先生有良好的個人關係，又曾輔佐馬相伯創建了復旦，覆校之事自覺責無旁貸。1912年初，于右任與邵力子等面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遞交了一份請撥徐家彙李公祠爲復旦校舍的呈條。中山先生在臨時政府經費緊缺，四處舉借外債的情況下，不僅指撥了徐家彙李公祠堂爲校舍，還撥出一萬銀元，作爲覆校經費，挽救了復旦面臨的一次嚴重危機。是年，復旦成立了歷史上第一屆校董會，中山先生被邀爲校董。這是孫中山以革命領袖的身份，惟一一次出任一所私立學校的校董。在中國高校史上，還沒有第二所學校有過復旦這種榮幸，可見中山先生對復旦寄託着厚望。
有着反帝愛國傳統的復旦師生，沒有辜負中山先生的厚望，他們在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中，站在上海鬥爭的最前列。1919年5月6日清晨，當北京的消息傳到復旦，全校沸騰，校學生自治會立即通電全國，聲援營救被鎮壓的北京學生。復旦還發起成立了全市學生聯合會，帶領八十多所學校師生示威遊行，聲援北京五四運動，一時成爲五四運動在上海的指揮部與大本營。
5月26日，中山先生派代表在西藏路老金龍餐館，約見了市學聯會長復旦學生何葆仁，轉達了中山先生的意見：你們這種愛國行動很好，要喚起民衆，與各界聯合起來。得知學生們進入租界遊行受阻，中山先生以自己的名望，請了一批英法等國的律師，作爲學生行動的後盾。當時，上海還未收回領事裁判權，工部局禁止學生進入租界遊行，巡捕房抓了人，中國的律師無權上法庭辯護。有了中山先生的支持，學生們如虎添翼，終於衝破禁區，進入租界與帝國主義勢力進行了義正辭嚴的鬥爭。6月2日，中山先生在寓所接見了何葆仁和朱承洵（復旦學生、市學聯總幹事長），熱情讚揚了上海學生反帝愛國、團結鬥爭的精神。
這年10月，中山先生應復旦校長李登輝之邀，爲師生作了題爲《救國之急務》的演講，高度評價了五四運動“於至短之時間，收絕大之巨效，足見結合者強也”。演講結束之後，朱承洵代表市學聯去中山先生寓所答謝先生給予的指導和幫助。先生興沖沖拿出筆墨，在長約四尺、寬約九寸的宣紙上，寫下了“天下爲公”四個大字，並語重心長地對朱承洵說：“天下爲公，是要天下鼎鼎大公。實現了天下爲公，就可以達到世界大同了———這就送給你了。”中山先生正是用這種方式，把他一生的政治主張和未竟事業傳遞給年輕一代，尤其是他寄予希望的在五四運動中衝鋒陷陣的復旦精英們。
復旦大學在五四運動中的出色表現，極大地提高了自己在國內外的知名度。校董會不失時機地在海內外發起了一場募款活動，計劃籌款三十二萬，在江灣買地建造新校園。
1920年底，復旦在江灣新買下的七十餘畝土地上，舉行了隆重的新校園奠基儀式。一年之後，興建了辦公樓奕柱堂、教學樓簡公堂、學生第一宿舍、教師宿舍等基本校舍。1922年2月，正式由徐家彙李公祠搬遷至江灣新校址，結束了建校17年沒有固定校舍的困境，復旦開始步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1923年2月從廣州回滬的中山先生，應復旦同學之邀，欣然在《復旦年刊》上題了“努力前程”四個字，既是先生對復旦學子的殷切希望，又是對復旦事業發達的熱忱肯定。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消息傳來，復旦師生無不爲之悲痛。3月18日，全校師生員工在簡公堂（今200號博物館樓）隆重哀悼中山先生。我黨早期活動家惲代英應邀發表演說，教職員代表邵力子回憶了民國初年中山先生對復旦覆校的關心和支持，學生代表端木愷追憶了先生對復旦青年學生的愛護與關懷。三年之後，復旦師生再次集會，紀念中山先生逝世三週年，陳望道、陳布雷發表了紀念演講，會後還出版了紀念專刊。
爲迎接百年校慶，弘揚復旦精神，今年學校採納師生建議，決定將孫中山兩次題詞的手跡刻成紀念碑，正在籌劃選址奠基，待百年校慶之際正式落成，以永久緬懷孫中山對復旦的厚愛，激勵復旦師生永遠努力前程，爲中華振興與世界文明作出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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