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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第一架被劫飛機撞向世界貿易中心的北樓時，勞倫·曼寧女士被一個巨大的火球吞噬了。從那以來，她就一直爲活下來而拼搏着——
9月11日早晨，當第一架被劫飛機撞向世界貿易中心的北樓時，勞倫·曼寧女士恰巧剛剛走進位於這幢摩天大樓裏的公司辦公室。剎那間，她被一個巨大的火球吞噬了。從那以來，這位恐怖爆炸的受害者就一直爲活下來而拼搏着——
“我聽到了消防警哨聲，我身上着了火，”她告訴丈夫格雷戈裏。那天早晨，她發現她躺在聖·文森特的曼哈頓醫院。她說：“我曾祈禱着快點結束痛苦儘快死去。後來，我決定爲泰勒、爲你活下來。”泰勒是他們才11個月大的兒子。
世貿中心爆炸所造成的災難性結果似乎可以分爲兩大類：一類是幾千名有幸逃脫死神但腦海裏卻永遠留下了抹不去噩夢的人；另一類則是葬身在爆炸廢墟中的數千人。不過，還有一小批介於中間的人，他們在這次爆炸中受了重傷，如果他們能夠在醫治後重新站起來，那麼對他們來說要走的路還很長。
曼寧夫人就是那一小批不幸受傷的人之一，她被送到紐約長老會醫院的燒傷科裏，她是遭受襲擊的17名受傷者之一。所有的人都被燒傷，燒傷程度從14％到90％不等，她是受傷最爲嚴重的一位。17人中已有5個死亡了，3人獲准出院，還有一些已經從病危的名單上劃掉了。剩下的7個人，包括曼寧夫人仍處於深度的、需要靠藥物維持的睡眠之中，他們的傷勢還一刻離不開醫院的照料。
曼寧的醫生對她和其他病人所接受的治療緘默不言。不過這家醫院給人的印象是，一位燒傷患者的生存機率大概與其身體沒有燒傷的部位面積相等。同時，年齡也起了某種作用。曼寧太太今年40歲，身體倒非常健康。
感染一直嚴重地威脅着他們，倖存下來的患者不得不忍受多次的植皮手術和長達幾個月乃至數年的物理治療。一些與曼寧比較接近的人不願談論她，因爲她向來是一個非常內向的人。“我猜想她瞭解我的程度大大超過我瞭解她。”一位名叫哈維·蘭德的老朋友說。不過他還是決定談一談她，他將曼寧描述成一個“釋放出陽光”的女性，因爲“也許有更多的人會爲她的平安默默祝福”。
她的丈夫格雷戈裏·曼寧說，他希望妻子能夠自己說話。不過，他對她的毅力和勇氣表示敬佩。他說，“她值得人們的尊敬。”不論她想不想要這種榮譽，曼寧已經成爲她供職的坎託·菲茨查拉德證券公司的希望象徵。這家公司在世貿中心的災難中失去了700名僱員，其他一些僱員則傷勢嚴重，包括一名曾與曼寧同在一個燒傷病房的僱員，他上週末剛剛去世。
他渴望曼寧夫人痊癒後重返公司，繼續幹她那市場營銷部主任的活兒。因爲在大學期間，曼寧就清楚她喜歡從事經商的職業，曾與她一同上福德罕姆大學並在新澤西州的霍波肯同寢室幾年的迪爾德麗·奧·康奈爾說：“勞倫·曼寧總是非常專心，那就是她的風格。”
當世貿中心大樓105層的一位同事加利·蘭姆伯特因愛情問題向她求助時，她義無反顧地予以幫助，“當然，她往往從一個女性的角度給予我許多珍貴的忠告。”他說：“我是個單身漢，而她卻是一個已婚的太太。”
她和曼寧先生結婚才一年多，他們是1996年在工作時相識的，並於第二年開始了戀愛。1999年8月他們訂了婚，那是在曼寧接受一個切除良性腦瘤手術的前一夜。“她在以後的兩個月裏悉心照顧我。”格雷戈裏說，“現在該輪到我照顧她了，我會盡最大努力照料她。”
曼寧通常在早晨8時30分就坐到了辦公桌前，可是那天早晨她卻稍稍遲到了一會兒。當恐怖事件發生時，曼寧先生以爲她已經進入她公司的大廳。過了一會兒，一位好心人將她送上了救護車。
當時，曼寧先生還在家裏。他接到了救護車裏一位男子打來的電話，說他的妻子已經被燒傷了，不過在他詢問她去了哪裏時，電話中斷了。上午10時，他接到了醫院打來的電話。
事情發生後，他在燒傷病房裏忐忑不安地度過了整個下午。晚上，他裹着一條牀單睡在了等候室裏。他給她朗誦詩歌或播放音樂，從德國音樂家巴赫到美國的德懷特·約卡博。他還給朋友們發去了長長的充滿摯愛、痛苦、悲傷與希望的電子郵件，在落款時他簽上了“來自格雷戈裏和勞倫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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