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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１７日，２１歲的河北涿州女青年張利來到房山法院，自稱在北京京輝高爾夫俱樂部打工期間，被單位兩位領導強行搜身，並以人格尊嚴受到侵犯、身心受到嚴重傷害爲由，向兩位領導索賠精神損失費１萬元，要求對工作人員管理不善的俱樂部負連帶責任。
張利訴稱，她是北京京輝高爾夫俱樂部的女工。今年８月２７日９時，因杆遞組的一名工作人員丟了２００元，俱樂部管理部處長李以鳴下令杆遞組在班人員全部接受檢查。李以鳴讓５０名女工排成隊，然後與管理部經理龐程章強行對女工進行搜身。爲保住工作，也爲證明自己的清白，她忍辱讓二被告進行搜身。事後她感到極大的侮辱，經常暗自哭泣，經家人一再勸阻才未因想不開而釀成大禍。
第二天，房山法院受理了此案。
原告張利憤怒訴說搜身細節
１０月２０日，記者前往房山區崇各莊鄉南四位村，見到了張利和她的主管、俱樂部管理部副經理王京紅（已被除名）。
２１歲的張利顯得很瘦小，一說話就臉紅，說起當時被搜身時的情景顯得很氣憤。據她說，當天早上共有５１名女工在班，被搜身的５０名女工在俱樂部門前的停車場站成兩排。李以鳴處長叫大家把上下衣兜翻出來給他和龐程章檢查，有些女工還被要求解開馬甲衣釦翻內衣兜。搜身沒有結果後，她們裝個人物品的櫃子又被搜查了一遍。事後一名叫田秀霞的女工對她說，龐程章還用手拍有些女工的褲兜，並說他看的是女工的上衣兜，不是看的女工（那裏）。許多女工對此表示不滿，議論紛紛。
女工主管：我“慫恿”女工被開
已被俱樂部除名的女工主管王京紅拿出了幾份有女工聯名寫的辭職書和舉報信。辭職原因是“因對李處長無人性化管理不滿”，舉報信則稱“她們曾就搜身一事向李處長提出抗議，並要求賠償人身損失，但一直未果，特向公安機關報案”。
王京紅告訴記者，搜身一事發生後，她曾鼓勵女工通過法律手段討公道。９月１５日，李桂雲、田桂梅、盧愛齊３名女工向行政部及李以鳴提交辭職抗議書，行政部未予答覆，李以鳴則對她們出言不遜，刁難說辭職也可以，但要算７天曠工，否則再上７天班才能離開。最後３名女工就搜身提出抗議並要求賠償時，李以鳴改口說不算７天曠工了，但要扣７天工資。３名女工問爲什麼別的女工離開時並沒有這樣的規定，李以鳴不予理睬，並說愛上哪兒告就上哪兒告去。９月１６日晚８時，３名女工向青龍湖鎮派出所報案。
王京紅說，她是１９９９年經人介紹到俱樂部工作的，月薪４０００元。今年９月中旬，俱樂部突然告訴她月薪降爲２０００元，國慶節期間又突然貼出公告，將她“精簡”掉了。她在俱樂部已工作兩年多了，俱樂部從未與任何一名員工簽過合同，福利與各種保險根本無從談起。女工有時會被客人擊出的球誤傷，而連報銷藥費３０％的“待遇”也是她們爭取了很久才得來的。她認爲俱樂部開除她是因爲她“慫恿”女工與俱樂部作對。
受到威脅 僅僅剩下一個原告
張利告訴記者，她是今年８月８日去的俱樂部，現在還未過試用期。當初個別被搜身女工的家屬非常氣憤，去律師事務所寫訴狀，共聯絡了十幾名女工一起起訴。李以鳴知道此事後威脅這些女工說誰去法院就開除誰，並讓兩位組長調查具體簽字人員名單。這些女工在派出所調查時還實話實說，但現在爲保住工作全都打了退堂鼓，如今只剩下她一個原告了。
張利說她還沒轉正，俱樂部知道後肯定會開除她，但她無所謂。她到現在領過兩次工資共５５０元錢，寫訴狀和案件受理費就已花了４４０元，今後打官司還會花更多的錢，但爲了討回公道，她在所不惜。
李以鳴稱純屬女工自願“自清”
俱樂部管理部李以鳴處長完全否定了“下命令”、“強行”的說法，並稱整個搜身過程與他和龐經理絲毫沒有關係，完全是女工們自發自願清查的。
李以鳴說，當天早上開例會時，女工們得知石樹娟丟了２００元的事後，爲了表明自己的清白，紛紛出主意想辦法，最後商定“自清”：自己將衣兜翻出來相互檢查。檢查未果後，爲進一步證明自己的清白，大家又紛紛要求清查櫃子，最後還是沒有結果。據李以鳴說，俱樂部會館共有８０餘名女工，她們經常丟一些零花錢、電話卡等，但一直都查不出來。這次丟２００元算是多的，這也是女工們都急於證明自己清白的主要原因。在整個清查過程中，他和龐經理都沒有參與其中，完全是她們的自發行爲。
龐程章經理在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則表示，當時自發搜身主要是王京紅的主意，是她提出要大家當場表明各自的清白的。
陳乃輝說王京紅在捏造事實
對搜身一事，北京京輝高爾夫俱樂部董事長陳乃輝接受記者採訪時“針鋒相對”地說：“王京紅這個女人品行有問題，是她捏造事實陷害我們。”
陳乃輝說，王京紅是俱樂部高薪聘來的管理人員，沒想到她不但工作上表現不好，還經常滋生是非。由於和俱樂部裏一些臺灣籍領導關係不好，她多次指使朋友恐嚇、毆打他們，致使多位臺籍領導離開俱樂部，俱樂部的經營發展爲此受到很大影響。俱樂部曾多次想辭退王本人，但她一再以寫悔過書等方式表示會“改過自新”。今年９月，俱樂部進行改組，並相應調整了領導階層。王京紅被調到餐飲部，月薪也有所下降。經過幾次反覆，王京紅最終表示服從安排。但從１０月２日至７日，她沒打任何招呼、也沒任何理由連續幾天不來上班，俱樂部便按《公司法》規定作出了辭退她的決定。
說到搜身這件事，陳乃輝認爲主張自發搜身是王京紅的主意，鼓動女工在起訴書上簽名的也是她。
其他女工：我們被迫簽名上訴
記者隨後採訪了幾名與此事有關、現仍留在俱樂部工作的女工，她們的說法幾乎與俱樂部完全一致。
李雷娜曾是在起訴書上簽字、要求聯名討說法的女工之一，她說現在想起這件事，感覺是受了王京紅的欺騙。據她回憶，９月２２日晚，張利表哥劉繼承和另外一名男子拿着起訴書來到她家，說除她以外所有女工都已簽名，並稱官司打贏能獲賠８０００元，這在深圳已有成功的案例。當時儘管她覺得起訴書寫得很誇張，但既然所有人都簽了名，也稀裏糊塗地簽了字。後來她打電話給另一女工，發現劉所說並不屬實，於是趕緊退了出來。
吳桂花也稱王京紅本人曾多次來俱樂部和家裏找她，並說勝訴的話，能用８０００多塊的補償金補貼其不富裕的家。
據另外一些女工說，後來得知，簽了名的其實也就是與劉繼承同村的十來名女工，而劉繼承每到一家都稱全體女工已經簽字，還帶有威脅的口氣，並讓大家聯合起來作證。後來互相之間溝通情況後，她們後悔了，所以不願再起訴，別的女工也已打算不再討說法。
有關部門已經開始全面調查
１０月２０日中午，記者來到房山區崇各莊派出所，劉所長說沒有上級批示，他們不能接受採訪。
２２日上午，記者撥通了房山區婦聯的電話，一位姓高的女士稱，由於單位沒有通報，她對此事並不瞭解，不過她答應去向領導詢問，隨後她對記者說領導不在。記者問找哪位領導能瞭解到情況時，高女士稱婦聯領導很多，她也不太清楚應該問誰。下午２時，記者再次撥通了婦聯的電話，仍然沒有找到有關領導。這究竟是不是一起非法搜身案，據悉房山區有關方面對此事非常重視，已組成調查組進行全方面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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