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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有關資料記載:1978至80年代初期,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大批印支難民涌入中國，共達28萬人之多。中國政府緊急安置了這些難民，除了雲南省外，他們還被安置在江西、福建、廣東、廣西、海南等省區。聯合國難民署迅速配合中國政府開展了救援工作，從1979年底至1994年，共發放了8500萬美元的無償救援款，興建了一系列難民生產生活急需的工程項目。
20多年的時間過去了,記者來到雲南省安置難民最多的地區——金平縣進行了採訪。這些難民當中有的已經在中國繁衍了後代。年輕一代的難民甚至已經不再掌握他們的母語。但是在他們身上仍然有一些問題沒有得到解決。
聯合國難民署認爲中國是相當人道主義的
雲南省現有四萬五千名難民，他們或者生活在專門的國營農場，或者像金平勐橋鄉的難民那樣分佈在農村。與其他國家相比，聯合國難民署認爲中國的難民安置方式是相當人道主義的，尤其是國營農場的難民生活狀況據說十分良好。但是這些難民的國籍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難民署的官員也沒有辦法，因爲這個問題的解決只有三種方式，或者自願遣返，或者歸化入籍，或者轉到第三國安置。1991至1997年，根據中國和老撾政府簽訂的《關於遣返在華老撾難民的議定書》，3000多老撾難民分17批十分順利地返回了家園。一些柬埔寨難民也在中國政府和難民署的幫助下自願遣返。
知情人士聲稱，像金平那樣沒有身份的難民只是個別現象。事實上，我國出於人道主義考慮，同時也是依照《難民公約》規定，大多數地方都爲難民暫時發放了身份證，登記了戶口，使得他們能夠像中國公民一樣享受教育、工作和婚姻的機會。
難民一般靠種玉米、養豬維持生活
攀枝花秧口村位於雲南省金平縣勐橋鄉，全村人口200多，其中180餘人是1979年至1981年因爲衆所周知的原因逃亡到中國境內的越南難民及其後裔。這些難民以藍靛瑤爲主。村民們自己選舉的村組長和副組長都是難民。
當我們在一大羣孩子的簇擁下，找到村裏的副組長李團忠時，這個精壯的漢子正在磨鐮刀，準備第二天上山割草。他告訴我們，村裏一般人家的經濟收入都是靠種點玉米、香蕉，養豬養雞湊合着。附近農村都實行承包責任制了，難民的土地不多；李團忠家五六畝地，一年收一兩千斤玉米，都是餵豬用的。並且由於附近冶煉廠的污染，今年玉米、香蕉的收成都不太好。又因爲沒有電，豬飼料都得手工剁，也喂不了幾頭。
夜幕很快就降臨了，李團忠家亮起了電燈，雖然極其昏暗，甚至看不清桌上的菜。一邊吃飯，李團忠一邊告訴我們，電是村裏人自己湊錢發的，一共只有兩個小電機，按股份點燈泡。雖然一臺電機才300多塊錢，可窮的人家連“一個燈泡”都點不起。李家算好的了，點了三個燈泡，還有一臺黑白的17寸電視，1987年買的。隔着公路，對面的人家裏也有一臺，每天晚上，半個村子的男女老幼便聚集在了李家。
這裏曾實施“難民就業”工程
這裏的難民中多數人都只是在種植園裏幫工，每天收入只有十塊錢。
第二天早晨，我們見到了村組長李文。他才26歲，也是瑤族。李文一年只能掙千把塊錢，包括種地和打臨時工，要養活這個三口之家並不容易。他是村裏走得最遠的人之一。1993到1995年期間，他曾經在昆明的一家制鞋廠打工。他說，是民政局的人帶他們去的，叫做什麼“難民就業”工程，省民政廳組織的。金平縣一共去了20多個年輕人，試用了三個月後，每人每月工資是105塊。廠裏80%都是難民，來自金平、河口、馬關、富林、麻栗坡、西疇等五六個縣，1993年共有100多人，1994年達到200多人。因爲經營不善，廠子1995年就倒閉了。李文回來之後，就再也沒有離開過金平。
人均年收入少於本地居民
橋頭街邊村所屬的橋頭村委會管轄着13個自然村，其中有6個是難民村。據村委會主任陸正勇介紹，本地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是800多元；難民土地少，比如橋頭街邊村，人均佔有土地2畝，是本地人的1/4，打工收入也比本地人少，人均年收入只有200多元。而且，由於難民們沒有土地承包權，本地人常常與他們爭奪土地，這種情況下只能請鄉里依據有關管理辦法進行調解。
21歲的李小河，十五六歲就和李文一起去了昆明做皮鞋，回來以後呆了一兩年，1999年又去了彌勒縣彩色理石廠打工。這也是一個“難民就業”工程。他說，在那裏，難民工人一個月只有三四百塊錢。廠裏23個工人，難民有7個。李小河在那家工廠幹了一年，應該得到的工資是三千多，但至今還只拿到一半。
芭蕉林村還沒有人上過初中
在我們的採訪過程中，總是有一大羣孩子圍繞在我們身邊，尤其是攝影師身旁。李文說，村裏大多數孩子只讀到小學三四年級，中學學費太貴了，第一個學期就要花四五百塊錢，因此村裏至今還沒有人讀過中學。孩子們上學的地方原本是秧口村附近的難民小學。一年學雜費雖然不多，但也得40來塊錢，對境況不好的人家已經是咬牙堅持了。只有一年級、一個老師，老師不會說普通話，用方言教學，一年級基本的漢語拼音便不教了。即便如此，這所小學也不能維持，今年就要被撤消。孩子們只有到4公里以外的小馬店小學去上學。幾歲大的孩子，4公里坎坷的山道，路途遙遠，來回不便，伙食費又要增加。
至於上中學，大家搖頭笑着說不可能。鄉里雖然有一個勐橋難民中學，是聯合國難民署撥款修建的，難民孩子入學也得達到一定分數，學雜費也一樣，一年大概三四百塊。據鄉幹部介紹，學校裏難民孩子有40個，佔全校總人數的8.6%，遠低於難民佔全鄉總人口數的百分比。在橋頭街邊村，我們遇上了一個叫楊玉梅的女孩，13歲，在鄉里的中心小學讀六年級。這或許是採訪中我們見到的最有“學生氣”的孩子。她說，自己就讀的班級有30多個人，自己的成績還不錯，期末考試平均功課有80多分。楊玉梅想上中學。
難民主要是瑤族和壯族
有關官員聲稱，雖然難民已經在我國生活二十餘年了，但目前尚未出臺一部關於難民管理的成文法規或條例。
勐橋鄉原稱難民管理區，近幾年才改稱鄉，金平縣的難民主要都生活在這裏。鄉里設了一個難民助理員，專門管理難民事務。難民們也有自己的戶口登記，據統計，全鄉共有難民村19個，572戶，2965人，主要是瑤族和壯族，也有苗族、彝族、哈尼族和漢族。
秧口村的人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但是卻能自力更生建立起一個小小的水電系統。在到達秧口村的第二天上午，我們隨兩位村組長爬下800米深的谷底，查看他們村僅有的兩臺小電機。電機300多塊錢一臺，而“拉大電”一戶人家就得出800塊錢，他們用不起。電機有專人看守，給的報酬就是允許他家免費點一個燈泡。水管則是聯合國難民署80年代的時候援助修建的。
二十年中開展了一系列救援工作
據有關資料記載，1978至80年代初期，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大批印支難民涌入中國，共達28萬人之多，其中91%的逃離者是華裔。中國政府緊急安置了這些難民，除了雲南省外，他們還被安置在江西、福建、廣東、廣西、海南等省區。聯合國難民署迅速配合中國政府開展了救援工作，從1979年底至1994年，共發放了8500萬美元的無償救援款，興建了一系列難民生產生活急需的工程項目，比如我們在攀枝花秧口村看到的灌溉水池、飲水系統、勐橋難民中學等。由於難民署特有的救急原則，到了1994年大多數難民已經具備了自力更生的能力後，援助工作便主要採用了週轉金的方式，也就是說把無償撥款變成了貸款，並且確認貸方有能力按時還貸，把歸還的貸款轉化爲新的投資，以促進難民生產自救的能力。1994至1999年，這一筆資金總額達780萬美元。
我們前面提到的李文及其他難民曾經工作過的製鞋廠和彩色理石廠，便是用難民署的週轉金興建的。應該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計劃，也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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