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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日本執政三黨憑藉在國會內佔有多數席位之便，先後在衆參兩議院強行通過了政府提出的《反恐怖特別措施法案》和《自衛隊法修正案》以及《海上保安廳法修正案》，爲戰後日本向海外派兵制造了新的法律依據。三個相關法案的通過，標誌着日本安保政策的重大突破。
突破首先表現在擴大了日本海外派兵的活動範圍，放寬了自衛隊隊員攜帶和使用的武 器標準，並且規定，今後爲支援美軍，由首相確定派遣自衛隊基本計劃時可以“先斬後奏”，不必事先報告國會和得到國會認可，突破了實施《周邊事態法》必須事前得到國會認可的重要前提。
更令人擔憂的是日本國民在對待海外派兵問題上態度的重大轉變。據日本《讀賣新聞》事後作的一項題爲“有關日本的外交和安保政策”的輿論調查結果表明，66.4%的日本人認爲維持日美安保符合日本利益，47%的人支持派遣自衛隊參加在國外展開的緊急救援活動，44%的人支持派遣自衛隊參加監督停戰與維和軍事行動，反對者僅爲26%。支持者與反對者的比例與1999年進行調查的結果恰恰相反。正如日本著名政治評論家田中明彥教授所指出，“國際形勢劇變，改變了日本國民對日本外交的看法。‘9·11’恐怖襲擊事件的發生，對此次輿論調查結果產生了重大影響”。
再者，日本的此次突破，也打破了美國對日本的期待。“9·11”事件發生後，包括美國總統布什在內的政府首腦雖多次表示，希望日本旗幟鮮明地支持美國的反恐怖行動，併爲此作出自己的國際貢獻，但始終未在派兵問題上提出過明確要求，只是強調希望日本在阿富汗戰後復興方面發揮突出作用。日本卻在實現海外派兵方面追求“新的突破”，不免給人留下“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印象。
事實也確實如此。《讀賣新聞》在爲上述輿論調查結果所附加的一篇評論中道出了其中的奧妙：二戰結束至今，“日本通過向美軍提供基地，以此換取由美軍保護日本在海外的安全。但冷戰結束後，美國要求盟國在對付亞太地區發生的小規模衝突和維和活動中發揮積極作用，以減輕美國的負擔。”美國不僅向日本政府提出上述帶有戰略性的要求，美國戰略研究部門的專家甚至爲小泉政府出謀劃策說：“美國的反恐怖戰爭爲小泉首相實現把日本變爲‘普通國家’的夢想提供了機遇。”可以說，正是在美國的縱容下，日本才抓住機遇，力求爲實現普通國家夢想而在海外派兵問題上尋求“突破”的。
然而，日本政府今天實現的“突破”給今後日本和世界帶來的是福還是禍，許多日本有識之士爲其打上了大大的問號。日本《朝日新聞》著名國際問題評論家船橋洋一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海灣戰爭時，‘國際貢獻’一詞曾風行一時。在這一詞語中包含着一個靠金錢立足於世並夾雜着以金錢鋪路，爭作政治大國意向的多層含義。但此次不同，不僅美國，日本也將進入一個對付恐怖活動的長期戰爭。今天日本最爲需要的是‘國際合作’，而不是‘國際貢獻’。”日本國際問題專家、龍谷大學教授阪井定雄指出：“美國對日本的期待不是軍事方面的貢獻，而是戰後處理。自衛隊打着國旗走向海外對日本的國際貢獻只能帶來負面影響。”(陳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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