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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一家投資公司最近發佈的一則分析報告指出，中國加入WTO以後的3－5年內，大約有4000萬人會發生工作變動或下崗。國有企業中的6000萬人，有2000萬將面臨失業。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人力資源研究室主任楊宜勇博士說：“美國的這種估計十分客觀，最近計委的一份調查報告也顯示：國有企業中扣除下崗的職工，還有30％－50％的富餘人員。”
當人們把目光投向我國加入WTO之後，會給自己的生活帶來何種變化的同時，我們更不得不把關注的焦點，聚集在另一個根本的問題上：加入WTO陣營，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存之本和工作機會，將會面臨着怎樣的挑戰？
特別要指出的是，儘管短時期內，入世將帶來“飯碗”的挑戰；然而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專家普遍認爲，從長期看來，“飯碗”的數目必然有增無減。
哪些行業的就業受衝擊最大？
自新華社的一組數據表明：在加入WTO後七年，我國農業、汽車工業、機械及儀器等行業的就業將受到嚴峻的挑戰，就業人數將分別減少9662千人、498千人和582千人，減幅分別達3．6％、14．5％和2．5％。僅這三個行業，就業人數就將減少10742千人，逾1千萬人將面臨失業。
此外，部分大型國有企業在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同時，仍面臨着減員增效的問題。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人力資源研究室主任楊宜勇博士在接受《京萃週刊》採訪時明確表示：入世後，部分國有企業大量裁員不可避免。扣除國有企業中下崗的職工，還有30％－50％的富餘人員。他說：“中國加入WTO以後，有一部分人羣的工作崗位會受到一定的影響：它帶來的是勞動力結構性的調整，可能會使不少中國人失去工作崗位，這是必然的。”
也許有人會問，這些年的國企改革，給人的感覺是，該下崗的職工已經有計劃地下崗了，爲何又多出了這麼多的“國企富裕人員”？
楊宜勇博士解釋說，根據國有企業的設計生產能力，國務院1984年的測算表明，國有企業的富餘人員只有20％－30％。到1999年，富裕人員基本都下崗了。新增加的幾千萬，是由於測算標準的改變帶來的。
衆所周知，到1999年，國有企業的設計生產能力改變了許多。比如開工不足、限產、減產、轉產，還有的乾脆就破產。所以，1999年測算富餘職工時，是以國有企業的實際市場佔有份額來算的。我國許多企業大而不強，比如石油、化工、汽車、鋼鐵等行業，容納了大量的就業人員，加入WTO以後都是需要調整的。
剩下的失業或變動工作崗位的2000萬人從哪裏出？其中農業大概有1000萬的富裕勞動力。另外，加入WTO以後，遵循新的運作規則，個體和私營經濟中也有1000萬人工作崗位要調整。
楊宜勇博士說：“我們不得不承認，就業的壓力是存在的，不過經過1993年以來國有企業職工大規模下崗，和1998年以來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精簡機構的考驗，人們對勞動力調整、崗位變遷和職業變換的適應性增強了，崗位變化給人們帶來的負面影響已經減弱。”
WTO的陽光照亮哪些角落？
據國際失業與就業委員會的一項調查測算：中國加入WTO後，每年國內生產總值將提高近3個百分點，相當於300多億美元，而國內生產總值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又可帶來400萬個就業機會，這樣算下來，“入世”後中國每年可增加1200萬個就業機會。中國人民大學勞動經濟專家的研究則保守得多。他們根據就業彈性分析，把就業彈性指數設定在0．12％，當GDP上升一個百分點，就將帶動82萬的就業增長。如果每年GDP增長達到2個百分點，未來7年能帶動1165萬的就業增長。
對於以上數字預測，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曾湘泉院長認爲，這僅僅是一個參考。因爲客觀事實不斷變化之中，惟一能夠確定的是，入世將更多的創造就業機會，同時，又對人力資源的開發、人力資源能力建設等提出挑戰。着眼點應該是培養迅速適應社會需求的人。提高社會居民整體的就業能力。
WTO的陽光照亮哪些角落？專家認爲：從部門分佈看，勞動力密集型部門，如服裝、玩具等可能會有一些好處，而對農業和資本密集型這些缺乏優勢的產業衝擊則大一些，也就是說勞動力要重新就業。比較集中的看法是：″入世″後，在短期內，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型企業將受益不淺。
近期來到中國的衆多跨國公司如GE、HP等領導人明確表示：在全球經濟中，中國市場是他們重要的投資選擇。包括香港、臺灣等地的華人資本也越來越看好中國經濟發展。入世後中國政府管理職能的完善，良好的前景，將促進更多的外資進入我國。中國體改研究會副會長楊啓先教授認爲：“國外資本的大量進入，與國內資本融合，使大多數領域都能增加就業。”
入世後，人力資源綜合能力有一拼
目前，世界範圍內特別突出的問題是：新技術人才少。而目前我國2500萬科技人才集中在教育、衛生、工程等領域，其中僅教育就集中了1100萬。實用性人才不夠。熟悉市場經濟的人才、熟悉世貿組織規則、適應國際競爭需要人才也存在短缺。在許多領域裏由於人力資源的匱乏，不及培育人才，大家紛紛到別處去挖人。
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就業環境至關重要
有專家預測，經過這些年下崗潮的衝擊，我國的失業問題再嚴重也嚴重不到哪裏去。“急風暴雨式下崗”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但今後因市場經濟的運行而產生的失業，不是我們所能控制的。不過，政府對此是有考慮的，所以在“十五”期間，政府把失業率的控制目標定在5％以下。
楊宜勇博士認爲，對於下崗職工直接表現爲失業，政府要認賬，要補償，這樣就可以把失業的控制目標定得高一點。同時，失業保險、社會救濟等保障制度建立健全以後，就不會因爲失業問題而產生太大的社會問題，經濟的發展也不會因此而受阻。
據瞭解，在歐洲的一些福利國家，失業率高達20％，失業已經成爲了一種文化。如果失業率長期都比較高，人們一般就無所謂，而我們國家是突然上來，儘管數字比較低，但是感覺到問題比較嚴峻。不管怎樣，要以一顆平常心來看待失業問題。
在我國，不管是下崗還是勞動力的結構性調整，失業帶給人們的不僅僅只是收入的減少，生活水平的降低，它最大的衝擊應該是對生活安全保障缺失的恐懼。如何讓失業者不至於因爲丟了工作而失去一切？我們的最低生活保障線要充分發揮作用。
楊宜勇博士談到，“按正常的情況，我國最低生活保障線理論上一年應該救助2400－3000萬城鎮人口，目前民政部門的測算是1382萬人，可是實際只救助了320萬人，救助水平偏低，問題主要在於財力不足。在實際實施過程中，又存在領取的控制過嚴的情況。有些城市做得比較極端，不問從前的情況，只要家裏有電視、冰箱就不能領取最低救濟金。如果看見女士戴着金耳環，也認爲不能領取。這說明，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還存在不規範的情況。”
還有一種流行的觀點是，現在中國處於一個大變革的時代，有許多問題要解決，但就業問題解決得比較好，只要人們有飯吃，就不出現大的社會問題。楊宜勇博士認爲這種觀點有一定的片面性。他說：“我在平時搞的調查裏發現，不光是低收入羣體的意見比較多，就是高收入羣體中，也還有許多怨言，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所以，就業問題固然要給予足夠的重視，放在一個恰當的位置來解決。但是，一些體制性的、制度性的問題也需要得到及時解決。比如我們的統計制度、管理制度也不是很完善；比如，登記失業裏的人也有很多在就業，這都涉及到按怎樣的標準來判定失業。60％的下崗職工都已經找到事情來做了，但他們不認爲那就是就業。就業概念不明確，增加了政府工作的難度。”
最後，楊博士指出，當前政府主要有兩大任務，一個是發展經濟，另一個就是促進就業。但是在我們國家，往往就是習慣於促進經濟發展。然而，隨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隨着政府職能的轉換，將來政府對一些具體的經濟行爲不直接管得太多，而主要在於提供一個真正的公平、公正的環境時，就業環境恰恰就是最需要完善的。近期來到中國的衆多跨國公司如GE、HP等領導人明確表示：在全球經濟中，中國市場是他們重要的投資選擇。包括香港、臺灣等地的華人資本也越來越看好中國經濟發展。“入世”後中國政府管理職能的完善，良好的前景，將促進更多的外資進入我國。中國體改研究會副會長楊啓先教授認爲：“國外資本的大量進入，與國內資本融合，使大多數領域都能增加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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