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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從來不逛商場的,但勸業場是個例外。如果我要寫人生回憶錄的話，我會多次寫到勸業場。作爲一個百貨商場，勸業場與我的童年、青年時代的生活多方面地融合在一起，回想起來很有意思。
小的時候，母親帶我去勸業場，每次都把我放在勸業場的小人書鋪裏，她去買東西。那個小人書鋪是我和很多孩子的精神樂園，是一個文化的麥當勞。我坐在長長的板凳上，一看就是幾個小時。母親不怕我丟了，因爲她知道我坐在那裏是一動不動的。當時天華景演二輪電影，有的電影一輪我沒趕上看，漏掉了，就到那裏看二輪。許多相聲我也是在勸業場的天外天聽的，如《扒馬褂》、《報菜名》等。聽相聲計時收費，一個小時馬蹄表一響，聽衆交費，出入非常自由。如果現在看足球也可以計時收費，那就靈活多了。我還經常和同學到樓上的天緯球社租乒乓球拍，打乒乓球，我的乒乓球后來打得還不錯，就是在天緯練出來的。勸業場還是集郵愛好者的樂土，我有很多好的郵票也來自那裏。
我還在勸業場買漁具。賣漁具的是胖胖的老王，他手裏有日本漁具。買了漁具我就到水上公園釣魚。有個人釣了一條大魚，放在大秤上一稱，47斤半，放在三輪車上拉回家。魚躺在三輪車上，腦袋和尾巴兩頭都搭在地上。老王很有心計，他跟着釣魚人回家，用墨給魚拓了一張拓片，找名人題了字，做了個鏡框，後來掛在他在勸業場賣漁具的地方，成了獨特的廣告。
到了青年時代，我主要在那裏的小書店淘舊書，買到過不少絕版的好書。當時那些很好的小書店的存在，說明天津的文化還是比較深厚的。我最早看的《老夫子》就是從那裏買的，後來形成了我的“《老夫子》情結”。先是買了不少宮白羽、還珠樓主等人的武俠小說，後來多買外國文學名著，基本買全了。甚至每一部名著，我都有好幾種譯本。如《戰爭與和平》，我既有高植翻譯的，也有草嬰翻譯的。我比較不同譯本的特色，受益匪淺。店員知道我愛書，就給我留好書。一套好的舊書可以讓我興奮好幾天，因爲它是我尋覓來的，是一份意外的驚喜。每買到一本書，我就買到一個精神空間。
“文革”期間，我從勸業場爲我所在單位包活兒，印毛主席語錄和頭像，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勸業場不僅是一個商場，它還是一個文化場，它能滿足人的多重需求。它使我們想起20世紀20年代法國人在這裏建起的大商場，集購物、娛樂於一體，即使在西方，這也是時髦的東西。這些商場的出現與都市化同步，十分前衛，使天津幾乎一步就達到中國最前沿的位置。這些東西是西方人帶來的，天津並不是自覺的，而是被動的。但是像勸業場這樣最適應大都市生活的能夠滿足人們立體需求的場所,畢竟爲天津人提供了全面的服務，刺激了天津經濟的迅速發展。因此，勸業場給那個時代的一兩代人留下了深刻的記憶，人們繞不開它。
一個商場給一個城市留下這麼難忘的記憶，簡直是奇蹟。反思這個奇蹟，我們天津人要在歷史認識上形成一種自覺，不要被動地等待機遇，而要更清醒地把握自己，開發和建設新的城市功能，建立新的城市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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