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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記者在重慶江津市西湖鎮採訪時瞭解到，這裏開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教活動不到４個月，農民就反映了８９４件事情。這些關係農民切身利益的“農家大事”，爲何在幹部眼皮底下長期未能解決？農民需要的是什麼樣的幹部？西湖鎮的幹部們對此進行了深刻反思。
幹部乾的是農民煩的，農民需要的幹部又幹不好
“我一年的大部分精力用在徵收負擔款和計劃生育等管理性的工作上，真正花在帶領農民調整結構，尋找致富門路上的時間只有３０％左右。”橋南村支部書記杜廷萬給記者算了一筆賬：每年他花在村裏工作上的時間累加起來大約是１５０天左右，其中的７０到８０天是用來徵收村提留、鄉統籌，搞計劃生育和開會，而花在爲農民處理糾紛、發展生產上的時間約是４０到５０天。
涼沙村支部書記黃學海也有同感，他把村幹部賣力乾的工作和老百姓最反感的事分別進行了排序。前者依次是：徵收各類款項、農網改造和計劃生育；後者依次是：收費、計劃生育和村幹部的大吃大喝。
從農民的角度來說，農民要幹部乾的，恰恰又是幹部幹不好的。在農民反映的８９４個問題中，最多的是調結構促增收的問題。農民普遍反映“想富但不知道怎樣富”，希望幹部找信息，尋資金。橋南村支部書記杜廷萬說，近１０年來，村裏一共搞了板栗、李子、蠶桑、蘑菇和柑橘等５個項目，可只有一個項目較爲成功，農民增收緩慢。記者看到這個村裏不少農民依然住着破舊的土房。在西湖鎮記者先後採訪了５個村的幹部，他們都說目前村裏的結構調整有成效，但成效不大。駐村幹部王真理說：“現在農民面對市場感到很茫然，自己不能理清發展思路，可不少幹部也是很茫然。搞結構調整要資金和技術，這是我難以解決的。我是黨校畢業的，本身就缺乏農業實用技術知識。”
幹部乾的是農民煩的，農民想的幹部又幹不好，這種情況使農民逐漸對幹部失去了信心。涼沙村村民龍克榮對記者說，去年村幹部到他家主要就是爲了交提留款，上門談生產的很少，他也很少找幹部，找了也沒用。
“枯藤老樹”難以帶領羣衆發家致富
西湖鎮黨委書記謝治剛認爲，農村幹部工作和農民需要之間的錯位現象，究其原因有三點：一是農村基層幹部隊伍的老化，不適應農村的發展。二是農村基層幹部隊伍結構不合理，管理型的多，服務型的少。三是幹部和農民之間沒有必然的利益聯繫，幹部作風不深入。
橋南村支書杜廷萬用“枯藤老樹”來形容他手下的幹部。記者見到的７名村社幹部中年齡最小的是４７歲，最大的是６８歲，有兩名幹部甚至已在村裏工作了半個多世紀。他們有的說話吐字不清，有的耳朵聽不見，有的腿腳不靈便。杜廷萬說，這些幹部處理農村糾紛經驗豐富，但帶領農民闖市場確實顯得力不從心。涼沙村支書黃學海說，村裏有３８００多人，黨員只有８６人，其中４５歲以下的只有３人，不少老黨員“路都走不動了，哪裏談得上帶領羣衆發家致富”。
當前農村管理型幹部多，服務型幹部少，而技術過硬的服務型幹部更少，使得農民有許多實際問題難以及時解決。西湖鎮書記謝治剛說。西湖鎮一共有７４名機關幹部，從事辦公室、計劃生育等管理性工作的佔六成多，而從事蠶桑、水果、病蟲害防治等直接爲農服務工作的不到四成。杜廷萬說，懂技術，頭腦靈活的年輕人大多外出打工，留在農村的大多是婦女、兒童和老人。村裏曾物色了幾個年輕人想將其發展入黨作爲後備幹部，可動員了四五次，這些年輕人才勉強把入黨申請書交給村黨支部。這位老支書感慨地說：“‘枯藤老樹’雖然不中用了，可不用他們又用誰呢？”
平時多給民辦事，百姓纔會真擁戴
西湖鎮開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教活動後，鎮裏採取了記“民情日記”，規定幹部下村時間一年不得少於８個月，農民找幹部辦事，三次之內必須解決和答覆等一系列措施，使幹部的作風發生了明顯變化。通過對８９４件“農家大事”中的６４７件妥善處理和解決，西湖鎮的幹羣關係正在悄然發生變化。
涼沙村７８歲的王濟武說：“今年以來，鎮上的幹部下村多了，村裏的幹部說話客氣了。”涼沙村農民以前長期靠種植糧食爲生，收入低，農民想增收的願望十分強烈。今年鎮政府在這裏建立了一個蠶桑基地，帶領農民把閒散的土地集中起來發展蠶桑。王濟武說：“村裏人一算，這個項目一家人一年可以收入上萬元，老百姓很高興，都說政府辦了一件大好事。”
構生村以前幹羣關係十分緊張。由於村裏辦的一個玻璃廠倒閉後拖欠了村民們的工資，村民們便長期拒交村提留和鄉統籌。村裏開展計劃生育等工作，村民說先把欠的工資還了，再來做工作。１０多年來，這個村的工作一直難以開展。今年鎮裏設法籌集資金補發了拖欠村民的工資，不到一個星期，村民們便把１０年來拖欠的負擔款全部交清了。記者在這個村和幹部農民座談時看到，幹部和農民間有說有笑，氣氛融洽。
橋南村是個屢次搞結構調整屢次失敗的村，可村民對幹部的評價依然較高。村支書杜廷萬解釋說，１０多年的工作經歷使他堅信一點：幹部只要長期堅持爲民辦實事，村民就會信任和擁戴，平時多爲民“燒香”，找農民開展工作時纔不用臨時“抱佛腳”。村民下山不方便，村裏就想辦法修了一條石板路；婦女洗衣服不方便，村裏就在水潭邊修一個洗衣臺；農民想致富，村裏就想方設法爲農民找項目。雖然成效不明顯，可農民看到了幹部在爲他們謀利益，他們也就願意聽幹部的話，願意跟着幹部走。
江津市委書記郭汝齊說：“通過學教活動，廣大幹部爲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增強了，使幹部時刻不忘記：羣衆的所想所需，就是幹部的工作目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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