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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縣是陝西省最早退耕栽種蘋果的縣之一，縣財政收入的７０％、農民收入的９０％靠蘋果。近年來，由於蘋果價格下滑，加之連年天災，“搖錢樹”變成了“虧錢樹”。縣上雖然減少了農特稅的徵繳任務，但相當多農民仍然交不齊。
去年１１月２５日，西固鎮收稅幹部與器休村一戶農民發生衝突。當晚，鎮派出所警察強行將４個農民抓走。數百名羣衆聞訊後趕到鎮政府，衝擊派出所，救出被抓農民，釀成影響惡劣的“１１·２５”事件。事後，一些農民害怕報復，嚇得連春節也不敢回家；各級幹部也輕易不敢到村裏去。一時間，器休村由全省的“小康村”變成了“爛杆村”。
然而僅僅一年時間，這個村卻是另外一番景象：農民打起了快板：“淚水全家感謝黨，不由我心中這樣想，關心羣衆的是黨中央，恩情勝過爹和娘。”
器休村爲何能夠實現了由大亂到大治的變化？白水縣委副書記馬銀錄同志寫的２５萬字駐村入戶手記——《向農民道歉》，詳細記錄了這一轉變軌跡。
（小標題）工作組剛進村，羣衆罵“一幫狗東西，不知道又弄啥來了？”
３個月後，當工作組離開器休村時，數百名羣衆自發組織起來，
拉着工作組成員的手，哭了一場又一場，送了一程又一程
白水縣“１１·２５”事件發生後，中央有關部門和陝西省委分別批示，要求用“三個代表”學習教育的方法解決好這一問題。全國農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教育活動聯繫會議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劉登高專程赴器休村調研。
今年４月９日，白水縣委派出以馬銀錄同志爲組長的工作組進駐器休村，然而，當工作組進村時，羣衆並不買帳。
董自懷（器休村村民）：一年中難得見幹部的影子，見到了，就是來收稅，不管農民收入多少，只管他們要多少。看到２０多個人在村上走，都揹着一個行李包，看穿戴像幹部。我們在背後罵：“一幫狗東西，不知又弄啥來了？”我們是罵給他們聽的。
工作組進村第一天，正趕上嚴重的“倒春寒”。 工作組開完村黨員大會，已是深夜１１點半。工作組成員又冒着嚴寒，深入到農家果園，幫助羣衆生篝火暖樹。 ４月１０日，也就是工作組進村的第二天。６點多鐘，天還未亮，馬銀錄的手機就響了，原來是村裏老黨員王發友打來電話，看工作組是否“放空炮”。看到工作組確實是來解決問題的，黨員、羣衆們的心放下了。這一天，工作組與縣園藝站聯繫，將蘋果遭受凍害侵襲的補救措施通過板報、廣播，及時向羣衆宣傳。隨後，又組織了農民增收專題會、請科技專家召開蘋果管理現場會。羣衆高興地說：“農民的事，終於有人管了。” 工作組成員分住到８個農戶家裏，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並制定了３條鐵的紀律：自帶被褥，自帶伙食費，每人每天５元。不能喝酒，不能打牌，不說不負責任的話，不做對不起羣衆的事。要團結，不各自爲政；要深入調查研究，不能走馬觀花；要拿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不當事外人。
３個月來，工作組成員每天最多睡五六個小時，走遍了全村４４３戶，登記羣衆反映的問題以及家庭鄰里矛盾１０００多件，絕大多數得到解決。與此同時，工作組成員、西固鎮領導還自掏腰包２０００元，幫助６戶貧困家庭解決子女上學；與貧困戶結“親戚”，長期幫扶。 看到這個工作組不是吃喝隊，不是催款隊，不是專政隊，羣衆激動地哭了。
白琴釵（村民）：以前只在電影、電視裏見到這樣的幹部，沒想到親眼見到了。工作組艱苦樸素，吃到老百姓家，住到老百姓家，不嫌飯好飯壞飯早飯遲，永不叫苦。羣衆在下面說，自解放以來像這樣的幹部確實不太多。 劉文霞（房東大嫂）：以前對幹部沒有好感，做工作搞形式，不紮實。這次工作組來，叫人感動。他們每天早上６點多鐘就起牀，第一件事是掃院子，然後開會，晚上還要開會。羣衆來反映情況，他們隨時接待。他們做的好事說也說不完。
至７月１４日，器休村的尖銳矛盾和突出問題得到徹底解決。和１７００多名羣衆朝夕相處９５天的工作組害怕打擾羣衆，本想悄悄離開，沒想到一些羣衆還是知道了。５００多名村民攙老扶幼，敲鑼打鼓，打着“學習‘三個代表’，重振器休雄風”的橫幅，帶着鞋墊、雞蛋、錦旗，趕來送行。
元輔民（西固鎮黨委書記）：工作組成員流着眼淚向羣衆鞠躬，不讓羣衆送，羣衆拉着工作組成員的手不讓走……當了１０年鄉鎮幹部，第一次遇到這樣感人的場面。以前也下鄉，爲什麼沒有這樣的場景？關鍵是作風不紮實，下鄉只是葫蘆扔到井裏，從上面看是下去了，實際上還浮在水面上。這個場景將深深烙在我的心裏，時時提醒我，羣衆是我的兄弟姐妹。
（小標題）糾正“三個代表”學習教育活動走過場的錯誤傾向，幹部挨
家挨戶向農民道歉，喚回了民心，喚回了黨和羣衆的血肉聯繫
今年初，器休村的問題曾被列爲西固鎮“三個代表”學習教育首要解決的問題。但由於思想不對頭，“三個代表"學習教育活動走了過場，問題一直沒有解決。 劉登高（全國“學教辦”副主任）：我和陝西省“學教辦”、渭南市委的領導以西北果樹研究所專家的身份到了村上。一提起幹部，招來羣衆一片罵聲，罵幹部素質差，作風差，不給農民辦實事。而到了鎮上，卻發現“三個代表”學習教育活動已進行大半，幹部們的學習筆記整整齊齊，但對羣衆的意見卻遮遮掩掩，“三個代表”學習教育活動明顯走了過場。
針對這種情況，工作組決定西固鎮“三個代表”學習教育活動暫不轉入整改階段，回過頭來進行“思想”補課：查宗旨，看自己心裏是裝着羣衆，還是裝着自己的利益；查感情，從工作方式方法上看對羣衆的感情是不是有問題；查作風，看自己是否脫離了羣衆，是否擺正了“公僕”和“主人”的關係？
在反覆學習《爲人民服務》、《整頓黨的作風》和江澤民總書記“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等理論文章的基礎上，工作組引導大家思考：長期放鬆了基層組織建設，出現了“紅紙幹部”、“廣播幹部”，羣衆能服氣嗎？蘋果效益好時，每畝７００多元的稅，農民１０天就排隊交完了，現在每畝只有３００多元，老百姓爲什麼不交？這能說羣衆抗稅嗎？包村幹部開着警車，一個村東頭叫，一個從村西頭叫，嚇得一些羣衆、孩子一見警車就哭。一些羣衆春季揭不開鍋，幹部卻用封條封羣衆的門。村支書替農民鳴不平，卻被認爲工作不力，將其停職……反思這些行爲，我們黨員幹部是否代表了羣衆最根本的利益？這種對照檢查，使得“空對空”的學習變成了“實對實”。４月２３日，西固鎮召開了多年來最務實的一次黨政領導班子生活會，鎮領導做了深刻檢查。
元輔民（鎮黨委書記）：１０多天來，我寢食難安。“三個代表”的學習就像照鏡子一樣。以前，總認爲自己是“父母官”，用“三個代表”思想一檢查，才認識到自己應該是西固人民的兒子，把自己和人民的位置擺錯了，這是過去犯錯誤的思想根源。
李王寶（西固鎮長）：前段時間，我們學習筆記做了，民主生活會也開了，也向羣衆徵求意見了，但爲什麼多年積累的問題一直沒解決？關鍵是我們沒有從政治的高度認識“三個代表”學習教育活動的重要性，沒有真正認識到幹部作風轉變是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這次徵求意見，羣衆提的最多的一條就是：“鄉上幹部平時不見面，一到收稅就來了”，這批評到我們根子上去了。
這次長達９個小時的民主生活會，一改過去的“和稀泥抹光牆”，而是變得“火藥味”很濃。鎮黨委、政府領導班子成員在各自做出深刻檢查的基礎上，相互提意見２１５條，觸及了每個人的靈魂。成爲多年沒有過的“刺刀見紅”。
認識的問題解決了，但涉及到登門向農民道歉，幹部們的思想上一時轉不過彎來，特別是鎮黨委書記元輔民壓力更大。
元輔民（西固鎮黨委書記）：我們主要有３個擔心：一是擔心羣衆不諒解下不了臺；二是擔心影響幹部的形象和威信；三是擔心給器休村羣衆認錯後引起更多連鎖反應，無法開展工作。
在縣委領導和工作組的鼓勵支持下，元輔民打消了顧慮，帶着幹部，自掏腰包，買了價值數百元的營養品，逐戶向受到傷害的羣衆真誠賠禮道歉。一聲“嫂子”、一聲“大哥”叫得羣衆再也坐不住了。
王全成（“１１·２５”事件當事人，老黨員）：我六七十歲的人了，沒見過幹部給羣衆道歉，其實我們也有責任。你們來了，就像抽掉了我心中一根椽一樣。我們原來準備到中央告狀去的。
元輔民（西固鎮黨委書記）：以前的擔心成了杞人憂天，向農民道歉，幹部的威信不僅沒有降低，反而提高了。這一道歉，重新締結了黨和羣衆的血肉聯繫。
隨後，工作組、西固鎮又幫助村上選舉了新的帶頭人，審覈了１０年舊帳，建立完善了《村級班子議事規則》、《村民自治章程》等一系列規章制度，制訂了以蘋果業、養殖業爲主的經濟發展三年規劃。器休村沸騰了，久違的歡暢的笑聲迴盪在村裏。
雷超武（白水縣長）：今年農業稅和農林特產稅徵收中，我們派出１０００多名幹部住在農民家裏，實事求是地下稅，徵收很順利。這說明只要幹部心裏裝着羣衆，只要工作紮實，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小標題）深刻的反思：“三個代表”是轉變幹部作風，解決農村問題一把金鑰匙
“白水經驗”引起了強烈反響。有關領導認爲幹部下基層，傾聽羣衆意見，解決實際問題，改善了幹羣關係，這是“三個代表”學習教育活動最明顯的成效和最寶貴的經驗。
劉登高（全國“學教辦”副主任）：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白水縣是全國農村的一個縮影。從根本上講，農村的根本問題是幹部的思想作風問題。“１１·２５”事件並非偶然，而是農村矛盾長期積累的必然結果。一方面，隨着改革的深入，農村的矛盾問題越來越多；另一方面，一些幹部一直把老百姓看作管理的對象，忽視了、忘記了老百姓是我們幹部服務的對象，沒有代表最廣大人民羣衆的根本利益，甚至與人民羣衆的利益相對立，不僅沒有及時化解矛盾，甚至直接或間接地製造了許多矛盾。 張建中（白水縣委書記）：密切聯繫羣衆是我們黨的優良作風，過去我們黨靠它打下了新江山；進入新世紀，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還得靠這一優良傳統。 慄戰書（陝西省委常委、組織部長）：要實踐“三個代表”，代表羣衆利益，必須處理好３個關係。最根本的是要牢固樹立宗旨觀念，農村一切工作，都是爲了羣衆的利益，必須把羣衆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願意不願意，作爲我們工作的前提。要相信羣衆，依靠羣衆。要處理好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的關係。近幾年，一些地方出問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那裏的領導幹部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犧牲和傷害了羣衆利益。器休村問題的發生，就是因爲鎮上領導過去只注意了對上負責，一味要求完成稅收任務，而忽視了羣衆的實際困難。處理好對上與對下的關係，最困難的是在上級決策脫離實際，與羣衆利益發生矛盾時，把誰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按照“三個代表”的思想，必須把羣衆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如實向上級反映實際情況，建議修改決策，而不能教條主義去執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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