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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鎮發展進程中，地質災害就像懸在人們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武隆事故告訴我們，在處理環境與發展的矛盾時，對自然災難的警惕和預見有多重要，忽視它的代價有多高昂。
被災難改變的命運
５月１０日上午１０時，一支綿延數百米的送葬隊伍從重慶市武隆縣縣城向城外走去，隊伍中的四幅遺像赫然醒目，街道兩旁的老百姓無不動容。
這是在武隆“５·１”滑坡垮樓慘劇中遇難的住戶黃勇一家四口人，在那次事件中他們家共有１０人遇難，另外６人已先行入葬。
一副輓聯寫道：“岳父母一家十口頃刻逝，子媳女滿門族戚淚悲傷”。
５月１日是黃家大團聚的日子。黃勇的父親黃福金高興地看着一大家子１４人聚在一起，只是女婿付國亮一家３口不久就先行離開。
晚上８時２０分，一陣石頭滾落的聲音突然響起，一萬多立方米的土石從房屋背後的山崖上滑落而下，頃刻間壓垮了９層高的樓房，壓住了樓內正在爲節日干杯的人們。
晚上１０時，付國亮在現場聽到淒涼的哭聲，看見推土機，他心裏最後一絲希望消失得一乾二淨。
劉開奉住在這棟樓的６樓，事發時他和妻子恰好不在現場，１３歲的女兒和８歲的兒子被留在了屋裏。
他說：“聽說垮樓了，我就直往那裏趕。平時燈光點點的一棟樓，現在卻漆黑一片，什麼都沒有了。”
劉開奉衝進廢墟里，大聲喊着兩個小孩的名字，他總覺得廢墟里還存在萬分之一的希望。後來他站在一旁，盯着救援隊現場搶救。這一站，從當晚一直站到了第二天中午，“我就想見到我的娃兒。”劉開奉說。數十個小時後，孩子終於在廢墟里被發現了，他們的身體已經冰涼。
官方確認，這次事故是滑坡性質的地質災害，最後從廢墟中清理出來的屍體達７９具。
一棟樓的建成
據瞭解，被滑坡掩埋的樓房由當地個體開發商李強興建，樓房屬磚混結構，建築面積４７００平方米，底樓爲門面，共有１３間，常住人口爲９０人左右。
據住戶李建川的父親介紹，樓房用地原來是屬於他們村的，１９９７年被李強徵用建房。打地基時李強使用了炸藥，附近的人都聽到了很響的爆炸聲。
緊挨着現場的一棟樓的業主說，這裏的山是泥質的，又陡又不結實，他們建房時根本不敢用炸藥，只有用手挖。
李強的工程動工後很不順利，李建川的父親說，這中間發生了三次滑坡。山上滾下的石頭甚至把街對面一棟樓的鐵門砸壞了。
李強不得已停止了工程。但到了１９９９年，工程又重新開張。
據曾爲李強幹活的戴圓海說，此時又出現了滑坡，１０００多立方米的山石滾下來，把好幾塊預製板砸斷了，剛建起的牆被擊穿。但李強決定把工程繼續下去。
戴圓海當時爲李強的工程修“擋土牆”（四川話叫作“堡坎”，即在山體坡面用石頭、水泥壘一道牆，起防滑加固的作用），他說，“堡坎”如何建都是按照李強說的辦，最後建成的高度是２６米多，其中５米以下的牆體有１·５米厚，２０米以上就只有０·６米厚。
戴圓海說：“我當時覺得６０公分太薄了，不牢固，就提出這不行。李強對我說，做多了沒用。”
戴圓海說，當初“堡坎”沒建到頂，砌“堡坎”要花一大筆錢，老闆讓建低一些、薄一些，花錢當然也就少一些，況且“堡坎”建成什麼樣也沒人去過問。
就這樣，工程在２０００年竣工了，並完成了應該履行的手續。
一些住戶逐漸搬了進去，有一部分人並不是真心要住，畢竟樓房背靠的山崖太高太陡，比如陳方懷就把房子租了出去。
今年４月租房的人走後，陳方懷想把房間裝修一下，這時他發現屋後的“堡坎”裂縫了。
李強也發現了，他找來人修補。陳方懷問他有沒有事，李強說沒什麼大問題。陳方懷又問：“山上修排水溝了嗎？”李強說：“沒有，不會有問題的。”
出事的前一天，劉開奉發現有幾十釐米見方的石塊從山上往下滾。
翌日晚上８時２０分慘劇就發生了。
事後，中國科學院成都山地與環境研究所的幾位研究人員趕到“５·１”滑坡現場進行了考察，王成華研究員告訴記者，武隆的滑坡垮樓事件“是一次突發的自然事故，其中也有人爲因素”。他指出，造成事故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出事樓房後的山體岩石是泥質、鈣質砂岩，經過強烈風化作用後，已呈碎塊狀。出事前下了雨，是誘發巖崩的外因之一。
第二，樓房背靠陡坡，面臨國道，修公路時坡體已經被挖成約６０度，建房子時又被挖到了７０多度，這樣的坡度很容易發生滑坡，不應該建築房屋。另外，設計時就應當規定，施工中不許放炮。
第三，樓房後的擋土牆厚度不夠，形狀也不合理，不能有效抵抗滑坡，只能遏制岩石風化。業主恐怕沒有想到應該作抗滑設計，或者是想到了也拿不出錢。成都山地所曾爲四川瀘州一個小型滑坡體設計了護壁，工程造價就在２００萬元以上。
第四，業主和住戶事先都覺得有滑坡的危險，但不知道滑坡究竟會不會發生，這說明他們缺乏必要的防災減災知識。
根據王成華研究員的分析，武隆的災難有自然因素，但也有在房屋選址、施工手段、抗滑設計上的不足。
生活在“雷區”
“５·１”慘劇發生後，武隆對縣內的地質災害情況進行了緊急排查，發現三處隱患，其中包括位於江北新區西段下渡口的一座商住樓。
這棟樓也是由個人集資修建，“老闆”是張韜。５月８日，武隆縣有關部門給該樓住戶發出《緊急通知》，要求住戶馬上搬出。
５月１０日，高明政一家正收拾東西，他說自己是準備搬離的第一家，別人正在猶豫————搬還是不搬？這些房子都是各家花了幾萬元錢集資建的，要搬的話，又到哪裏去住呢？
高明政一家六口人，不得已在外租了一套房子，他們說：“我們還是擔心出事，但是總在外租房也不是辦法啊。”
他們告訴記者，房子背後的山上曾經往下滾石頭，房前下渡口靠江的斜坡整體往下滑，“住了五六年了，我們一直不敢裝修，怕出事。”
他們很無奈地說，自己成了吉普賽人了，不知以後怎麼辦。
在武隆有名的滑坡地段俞家壩，記者還碰到了一戶姓王的人家。
他們住在半山腰，三年前在老屋旁搭建了兩間新房，剛住了兩個月就發現新房處在滑坡斷裂線上，牆壁和天花板慢慢裂開了縫。他們不敢住了，如今兩間房都空着，堆着雜物，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垮。
王大媽空着的兩間新房旁邊是一個豬圈，豬圈變形錯了半塊磚出來，搖搖欲墜，裏面的兩頭豬還在安然地吃睡，它們似乎感覺不到頭上危機四伏。
王大媽告訴記者，他們在這裏住了好多年，滑坡這麼嚴重是最近三四年的事，她說：“自從山下修了馬路，建了那麼多房子後，我們這兒的滑坡就越來越明顯了。”
她告訴記者，他們房前的院子每年都往下陷幾釐米到十幾釐米，往下陷一點，他們就用沙石填一點，把院子填平。他們隔壁那家的變形更厲害，院子裏一道寬約十釐米的裂縫讓人不安，據說這個斜坡上的院子已經垮了兩次，主人後來又用石頭把它壘了起來。
這裏的人們就用這種修修補補的方式，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和滑坡相“抗爭” ，但是滑坡照此速度進行下去，勢必會危及住處。王大媽說，她也擔心，像生活在“雷區”一樣，但想搬走也不容易，“沒錢，能搬到哪裏去呢？”
武隆的“兩難”境地
武隆大規模在江北修路建房是在９０年代中期以後，規劃是要把這裏開發建設成一個城鎮的新區。
武隆是典型的“山城”，像三峽庫區的許多縣城一樣，都是沿山順江而建。１０年前，武隆縣城主要集中在烏江南岸，這裏被稱爲老縣城，路老，房也老。１９９３年前後，武隆縣作出了開發江北新區的規劃。
在短短几年時間裏，一條寬闊平整的馬路出現在江北，馬路兩旁矗立着一幢幢新建的樓房。李強的那棟樓就是在這期間修建的。
當地人說：“五年前，武隆到處是崎嶇的山路，狹窄的街道，破舊的房屋，給我留下了貧困落後閉塞的印象；看現在的武隆，一條條新建的大道筆直乾淨，一幢幢嶄新的樓宇富麗堂皇，整個縣城依山傍水，清新秀麗……”
變化是有目共睹的。外地人來做生意，而被徵地的農民搬進了樓房，過起了城鎮生活。這種變化被人稱爲“城市化進程”。
然而興奮的人們幾乎沒想到武隆的另一個方面。按縣國土局一位負責人的說法，“從某種角度說，武隆幾乎整個縣城都處在滑坡體上。”
一個調查表明，武隆全縣有潛在危險的大小滑坡、泥石流、崩塌危巖等５０４處，滑體總量達７２００萬立方米，直接威脅着１３０００人的生命和價值５５５７９萬元的財產安全。
在這種情況下，武隆的城市化進程就像在爬“地雷陣”，修路建房必須小心翼翼。當初在建設新區的過程中，政府一下子拿不出那麼多錢來，便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鼓勵社會和個人出資建房，爲了讓新區“像模像樣＂，還規定了主幹道兩旁的樓房不得低於×層。
李強的樓房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修建起來的，它所在的仙女路的兩側由個人集資興建的商住兩用房比比皆是。作爲個人行爲，他們一般是不會去考慮一個地方的地質條件是否適合建房、房屋的防滑設計應該達到什麼標準，除非有有力的監管和規範。
“本來根據國家有關法令，建築工程動工前必須要有地質勘察報告，”武隆縣有關部門負責人介紹，“但政府部門對這一項要求並不很嚴。”
當地人講，武隆縣本地沒有地質勘探隊伍，需要從外面請，同時地質勘察的費用也很高。這樣算下來，作一個地質勘察報告要花幾萬元甚至十幾萬元。而在武隆，一個工程也就五六十萬、七八十萬，很少超過兩百萬的，如果還要支付七八萬、十幾萬的勘探費，很多人就會承受不起。這樣的話，一些工程就沒人願意做了，武隆的發展變化也就不會這麼快了。
在這裏，實際上反映了一個城鎮在成長過程中的態度：要效率，還是要規範。在武隆，人們普遍認爲建房不經過地質勘察是“是很平常的事”，因爲“這麼多年了，還不是一樣地過”。這種思想，實際上與武隆長期以來以“縣城”甚至是“集鎮”的形態存在有關。
從某種意義上說，武隆過去只是一個農村的地域中心，離“城市”的概念相差很遠，按照建委一位同志的說法，縣城裏建房沒有“統建”，大都是各單位和個人履行一定手續後自行修建。
這明顯帶有農村自修自建、缺乏監管的痕跡。由於城鎮規模小，對地質層影響不大，沒出什麼問題，在大家意識裏地質勘察並不十分必要。
但是隨着城鎮的成長，這種初級的城鎮管理方式和行爲觀念顯然不適應要求了。有人指出，“５·１”滑坡垮樓事件，從某種意義上反映了舊的“縣城觀念 ”和城市化進程之間的矛盾。在出事那棟樓的修建過程中，李強很“自主”地挖坡腳、用炸藥、建“堡坎”，自己組建班子進行修建，像以前一樣缺乏有效的監管，結果出事了。
值得反省的規劃思路
“發生在武隆的慘劇，值得反省，”中科院成都山地所所長崔鵬研究員指出，“西部中小城鎮面臨新的發展機遇，但西部許多城鎮處於起伏不平、災害頻發的山區，近年來，誘發潛在山地災害的人爲活動不斷增加，如果人們對防災減災再不給以足夠的重視，必然會付出沉重的代價。”
“山坳上的城鎮”怎麼辦？實際上在整個三峽庫區，地質災害一直都是困擾城鎮發展的一個普遍問題。
三峽工程上馬後，庫區沿線的縣城大多面臨遷建的問題，這既給當地的發展帶來了機遇，同時也讓他們面臨嚴峻的挑戰。
這些地方目前面臨着“雙重難題”，一方面“老天爺”給他們的可用土地實在太少，比如巫山，可建築用地僅爲需求量的３０·２％，因此一些建築被迫建在滑坡體上；另一方面，隨着城鎮的發展，日益增多的人類活動對地質層的影響增加，不當的行爲有可能使滑坡增多。
環境與發展如何協調？地質災害就像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在城鎮發展的進程中處理不好將影響未來。
由中國地質環境監測院提供的一份資料表明：“有些地方現在總人口不到１０萬人，而１０～１５年的縣城遠期規劃規模定爲２０萬，甚至３０萬人，不僅沒有很好考慮城市發展的支柱產業的可行性，而且根本沒有地質環境容量的概念。”
這種期望值首先導致了對作爲城鎮骨架的道路系統盲目地追求“寬、平、直 ”，缺少必要的經濟技術論證，用平原或大盆地的規劃思路來指導峽谷區的工作，出現了“６０米寬的馬路６０年不落後”之類的說法和決定。不少地方因此逢山剷平，遇溝回填，大挖大填，激活了潛在的自然地質災害。
從目前來看，各地對地質災害已日益重視，而各地感到最大的困難是資金缺乏。武隆曾在一個滑坡體上簡單地打十幾根防滑樁，結果就耗費了二三十萬元，而對滑坡進行全面整治往往要上千萬，這對庫區各縣來說，力不能及。
巴東縣地質礦產局局長鄧玉平說，衆多滑坡等着他們去治理，這讓財力有限的巴東人感到很頭疼。例如，在監測手段上，目前就有點“小米加步槍”的味道，缺乏監測裝備，基本上靠粘貼紙條、鳴鑼報警式的原始監測方法。治理“燃眉之急”————每年變形的黃土坡滑坡，縣裏都還在苦等，希望上面能儘快拿出資金。
巫山縣國土局謝局長說，目前時間非常緊迫，三峽一旦開始蓄水，很多治理就晚了。他們呼籲，國家和全社會一起來幫他們渡過難關。
“就像一個人的成長需要很多人的幫助一樣，一個城鎮的健康成長也需要外力的推動。”一位武隆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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