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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槍決到注射執行死刑，看上去只是一個方法的變化，但實際情況並非這麼簡單。至少執行死刑的成本，是一個長期被忽視，但實際起重要作用的因素;另外的因素是權力，這種權力不僅面對死刑犯，同時值得關注的還有行刑者。
“當透明液體進入布魯克斯的手臂和身體時，他一直睜大眼睛，他的目光充滿了緊張。突然，他開始喘氣，透不過氣來。儘管被皮帶綁着，但他的右臂仍劇烈地抖動。他隨後打了個大呵欠，最終閉上了眼，困難地又喘息了15秒……”這是一段關於死亡注射的描述，描述者目睹了歷史上的第一例死亡注射，在1982年美國的德克薩斯州。
2000年9月14日，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傑被執行死刑，也採用了死亡注射。對成克傑的最後一刻媒體未作任何描述，死亡注射也是直到今年12月前後才真正大量出現在國內各媒體的報道中。這個時間段的一個重要背景是:注射執行死刑在我國全面開展，而高法對此提出的日程要求是，今年年底前，“各省會城市人民法院以及一些中心城市要儘快創造條件，開展這項工作，其他人民法院也要積極跟上”。
這並不是一項容易開展的工作，高法辦公廳一位負責人闡述這個觀點時，覺得“不容易”主要體現在地點選擇上:“注射執行死刑要有固定的執行室，執行室設在法院不可能，在居民區里老百姓又不幹，在醫院裏醫院不同意，到郊區去路程又太遠……”一直關注這項工作的孫棋將此歸結爲操作條件方面的問題，他舉例說:胡長青和成克傑同樣是貪官，同樣被判處死刑，但胡長青是被槍斃的，成克傑卻是注射執行死刑。區別來自江西沒有這個財力，成克傑則是在北京處決。
財力問題換種說法就是司法成本。在整個注射執行死刑推出到其開展的前後，司法成本所起的作用幾乎是決定性的。我國第一個採用藥物注射方法執行死刑的是昆明，這個地點的選擇，有一種民間說法是:昆明販毒分子太多，而槍決起來的成本又太大，所以昆明當地法院想出這樣一個解決方案。
這個說法很難找到實證，不過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在1997年11月第二次嘗試死亡注射時，執行死刑的4名罪犯的罪名分別是運輸毒品和販賣毒品。
槍決的成本有多大？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胡云騰博士接受採訪時說:槍決的執行成本在這些刑罰中其實是最低的。從槍決推廣的歷史也可得出這個結論:它不需要任何技術和複雜器械，一支短槍或長槍，一堵牆或一棵樹，一名罪犯就足以進行快速處決。
不過這似乎只是在理論上成立。實際操作中，槍決成本附帶的成分很多。從事了十餘年法警工作的李樹生回憶說，早些年要槍斃一個人是一個浩大工程:要組織設置刑場，這其中包括立靶擋，插紅旗……僅戒嚴一項，就“沒有百十來人不行”。而從監獄到刑場，一路上都要戒嚴，“開道車、警車、囚車，這樣一個車隊一般都有幾十個人”，而在“嚴打”期間，槍手有時不夠還要調警。
一組數據可以間接說明同樣的問題:有關部門說，國家財政每年撥給一個死刑犯的費用是700元，主要用於四個方面:運靈費、火化費和擡屍費、射手費、佈告費。孫棋說還有槍械磨損的費用。
“現在一顆子彈也就幾毛錢，最多不超過5元錢，而如果實行注射執行死刑，相對應的成本應該與這個差不多，但是在人力、財力和物力上的花費就節省下來了。”
就是在國外，注射死刑的推廣中，財政因素也成爲重要原因。中國政法大學刑法研究中心博士生導師宋英輝查到資料顯示，在美國，電椅的費用昂貴，1966年爲3萬美元。而建造一間毒氣室的費用比電椅還要高4倍。所以美國的一些專家認爲，死亡注射顯得更爲經濟，節省了納稅人的錢。“相當經濟”也是我國高層領導對死亡注射的一個評價。
追溯起來，注射執行死刑在1996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212條中就有所規定，一直未獲執行是因爲不存在注射的條件，所以現在反倒讓人有一種突然的感覺。孫棋談到一個現象，現在各地法院新蓋審判廳的特別多——現在我們愈來愈多地對外公開宣判，所以象徵國家形象的審判廳也就有了更高要求。
注射執行死刑也是這個道理，高法副院長劉家琛說這是“我國法治建設逐步健全和完善的具體體現”。早期由於司法警察的審判力量和執法力量較弱，所以最早槍決一般是由武警執行的，到現在爲止，全國已經有近90%的法院將執行死刑的工作承擔下來。劉棋說，死亡注射至今已在7箇中級法院搞試點，昆明市現在有大約七八十例，上海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也有五十多例，僅在11月份就有8例。
曾經參與過注射執行死刑的章宏講述了他的所見所聞:我們(指司法警察)把刑犯從囚車上押解到行刑間。行刑間只是幾間房子中的一間，裏面有一張牀。這一張牀的價錢就在一萬元左右，牀有2米多長，是能升降的。我們先把死刑犯的手銬解除，然後讓他從坐姿變爲仰臥，這樣我們就可以將他的四肢和頭部用捆綁帶固定在牀上。死刑犯的一隻胳膊是裸露着伸到操作間去的。在這個過程中，有專業人員打通注射通道，我們就從準備階段進入到下一個階段。等執行的命令一下來，司法警察就按下注射泵啓動按鈕，開始藥物注射，一般在一分鐘左右人就死了。然後法醫驗屍、拍照、登記記錄，直至認定死亡。再用一塊白布(執行被單)將屍體包裹好擡下執行場，送去火化。
執行槍決與注射死亡，所衍生的成本問題，並非單純的金錢計算。胡云騰說:實踐中的槍決成本是強調一種威懾效果，是人爲和體制造成的。這種狀況，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盧建平說，“死亡執行的戲劇性效果，是這一處罰重要的追求之一”。盧建平引用“犯罪學之父”、意大利人加羅法洛的判斷，“公衆手中的刑罰是私人復仇的替代物”。如此一來，懲罰那些最嚴重的犯罪行爲而採用死刑，當然希望對潛在的犯罪者起到震懾作用，如遊街示衆等等，成本之高也因此而來。而現在採用注射死刑，多少也取消了部分“戲劇化”的因素。這是一種變化。
當然，這種變化不僅針對死刑犯。從執行者的角度來看，槍決與注射，在認定死亡的程序方面，幾乎相似。但是之前的各個程序與槍決則全然不同，宋英輝說這種不同是更文明、更人道。這種文明與人道可能直觀上的感受是少了血腥場面，但作爲法警，李樹生的感受或許更爲直接。
對李樹生而言，這是一種恐懼的減少。爲了保證命中率，槍決時法警與犯人的距離很近，“我們戴着手套，最早有人還戴口罩和麪具，我們每人手裏一支半自動步槍，指着死刑犯後腦玉枕穴的位置。命令一下我們開一槍就走。剩下的事由法醫來做，一槍沒打死的也由法醫來補這一槍。”這是一個短暫的過程，但對於槍手來說，這個過程造成的精神壓力是長期的。於是產生了很多“正史和野史”:一個說法是，開槍後，死人的腦漿、血液有時會濺到槍手身上，所以槍決之後爲了避邪，槍手都要喝杯酒;還有一種說法認爲，槍手的選擇是抽籤決定的;另外，爲了減輕壓力，有人說槍手中總有一個人的槍膛是空的，這樣每個槍手在執行槍決時都心存僥倖……
胡云騰補充說，槍決不只“不乾淨”，不文明，沒有完整的屍體，也爲非法器官移植提供了空間。由槍決到注射執行死刑，一個方法的變化，雖然是否執行死亡注射，不由犯人的意志決定，但這依然是一個人道主義的勝利。
資訊:中國適用死刑的罪名
中國1997年刑法一共規定了68種犯罪可以適用死刑，這一數字足以使中國成爲當今世界保留死刑罪名最多的國家之一。其中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有7種，危害國家軍事利益和國防利益的犯罪有14種，破壞經濟秩序的犯罪有16種，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有14種，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犯罪有8種，侵犯公民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的犯罪有5種，貪污賄賂和侵犯財產的犯罪各有2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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