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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一場不期而至的降雪給京城造成罕見的交通堵塞。有心人注意到，這一天剛好是農曆二十四節令中的“大雪”。於是，有些人不免質疑：氣象部門預報失誤是否與未重視農曆節令有關？
當初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節目略去當日的農曆日期播報，筆者就覺得時間不是這麼個省法兒，接軌要緊可還有個國情在。爲什麼？我國12億人口，其中9億是農民，這9億農民從來都不曾按陽曆過日子。你可以屈指算一算，幾乎凡陽曆的節日他們都不過。從新年第一天起，元旦，他們不過；“三八”節，她們不過；愚人節，他們不知道；五一國際勞動節，他們不休息；“七一”，他們不過；“八一”，他們不是軍人；“十一”，他們也不過，富一點兒的至多到城裏看個熱鬧，佔不到農民的萬分之一。他們都過哪些節日呢？他們過正月初一、正月十五、二月二、三月三、清明節、五月端午、七月十五，八月十五、臘八、除夕——全是農曆節日。他們娶媳婦嫁閨女也不考慮陽曆的日子。
其他三億非農民，也多半是第一代城市移民，上半截是農民，下半截纔是城市人，就像筆者，與農村社會有千絲萬縷的情感聯繫，潛意識裏關於時間、節令的感覺仍然是以農曆爲思維座標的。中央電視臺是國家電視臺，國家電視臺就應該兼顧不同國民羣體知悉日期的需要，何況農民又是這麼巨大的一個國民羣體。事實上，你不報農曆日期，鄉村父老也不會把大年三十兒當成大年初一過；你即便把陽曆的日期也都省去不報，城市人也照常休“黃金週”。既然是離開電視臺的日期播報，大家也都照樣過自己的日子，何以還要較這個真兒呢？原因之一是它事關對農民羣體的尊重。因而，在筆者看來，不僅農曆日期不應該略去，而且甚至應該再把二十四節氣都報上。
二十四節氣是中國幾千年來天象物候文明的精華。最近讀美國人明恩溥(1845-1942)《中國人的素質》(1894)一書，他就對中國的二十四節氣推崇備至。此公19世紀後半期在山東底層農村傳教22年，是他上書並遊說美國總統和議會放棄庚子賠款，轉用於在中國開辦教育。衆所周知，這其中就包括清華大學的前身——清華留美預備學校。
他說：“新英格蘭沒有氣候，只有各種天氣的樣本”(援引《紅字》作者霍桑語)，可是“在中國，冷熱交替現象不像我們合衆國所見到的那樣無法預測、毫無規律，而是平穩有序，符合一個古老的家長制……這個帝國的歷書是否在其廣袤的疆域裏處處行得通，我們無從知曉，但在我們碰巧熟悉的諸多地區，它確實是一種報信服務。在‘立春’那一刻，春天來臨。我們注意到，好幾年‘立秋’那一天，人們可以感到天氣有所變化，之後就不再有夏天的暑熱了。霜凍不會毫無規律地突然降臨到一年的每一個月份——各個民主國家裏這種情況過於頻繁——中國的日曆在二十四節氣中定下一個‘霜降’。幾年前，這個節氣是10月23日。這天之前，一點輕微的霜都見不到，而這天早晨，地面上蓋上了白霜，之後天天如此。我們注意觀察了幾年，發現其正確程度總在三天之內”。
他還說：“在中國，不僅沒有靈性的自然現象合情合度，有靈性的動物也是如此。好幾年，我們都注意到，早春的某一特定的日子，窗框上有幾隻蒼蠅，已經有好幾個月沒有見到蒼蠅了，每次，我們都極有把握地翻開這個帝國的歷書，證實這一天是的確是‘驚蟄’。”
其實，有“靈性”的物候現象還有很多，比如“穀雨種棉花，立夏種芝麻”；“芒種忙，三兩場”——小麥已經打幾場了；“頭伏(種)蘿蔔二伏(種)芥，過了三伏種白菜”；“立秋三天遍地紅”——高粱穗頭開始變紅；“立秋寸草結子”——立秋以後哪怕一寸高的草也要結子了；“立了秋，掛鋤鉤”——地裏不再生新草，可以把鋤頭掛起來了；“立了秋，大小一起揪”——大小棉花都要打頂了；“(蚊子)七月十五鋼鋼嘴兒(瘋狂地叮人)，八月十五伸了腿兒”；“白露早，寒露遲，秋分種麥正適時”；“五九六九，擡頭看柳，七九花開，八九燕來”……這些諺語是我們這個農業民族最溫馨持久的部分，都應該適當地加進電視臺的日期和氣象報道里去。
其實，節令在中國不只是天文曆法學領域的現象，而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現象。10月上旬某晚，中央電視臺報道香港舉辦“金秋音樂會”。試問香港何曾有過金色的秋天？那場音樂會之後十幾天，中央電視臺某日《天氣預報》節目裏的地圖上，在青藏高原和東北最北端標出一個大大的“冬”字，黃河中下游的是“秋”字，而南粵則是一個大大的“夏”字。南粵那裏在物候上沒有金秋，但是那裏的人們心裏有金秋，這便是幾千年來以中原腹地爲發祥地的中華文化烙印在每個炎黃子孫心靈深處的文化金秋。
偶爾在課堂上講及此，自臺灣來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讀研究生的丁於珊同學說，在臺北，幾乎每個電視臺在播報日期和氣象的時候，都不僅播報陽曆日期，也播報農曆日期，而且播報二十四節氣和一些與當日有關的民間諺語。
筆者聽了很振奮——不謀而合。對，就應該播報一些這樣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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