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兄弟情、手兄親。而當這種親情面對的是法律的鋼性，當老實本分的父母面對的是一個命案在身的兒子，當與弟弟情同手足的哥哥面對的是殺人後在逃的弟弟，什麼纔是最明智的選擇？本文中王教生、王懷良父子的做法，給了我們答案。我們追訪王教生、王懷良父子舉債走遍半個中國，勸命案在身的王振輝自首的故事，是我們深爲這對農民父子的正直和明智所打動。
12月9日的《中國青年報》刊登了這樣一條消息：11月29日上午，江西省豐城市水灘村王教生、林茂蘭夫婦將殺人後畏罪潛逃1年8個月的兒子王振輝交到了豐城市河西分局。這時離司法部、公安部開展“全國追逃”專項鬥爭，規定在逃案犯11月30日之前投案自首將從寬處理的最後期限還有一天。
12月13日，本報記者打電話找到了江西省豐城市河西分局的徐局長，聯繫進一步採訪此事。徐局長給了記者一個手機號碼，說這個電話可以找到案犯王振輝的哥哥王懷良。王懷良不但陪着父親5次舉債離家去尋找在逃的弟弟，足跡踏遍了福建、廣東、海南等半個中國，還在送弟弟自首時給弟弟改了現在的名字——王振輝。
記者拔通電話後，聽筒那端傳來一個說話不緊不慢、口氣非常平和的男士聲音。
跑到後山看熱鬧時我成了兇犯的哥哥
弟弟出事那天，是1999年的3月18日晚上。我是第二天才知道。早晨從鄰居嘴裏聽說後山出事了，打死了一個人。村裏的人都跑去看熱鬧，我也跟了去。後來死者的家屬趕過來找人，刑警隊也開始調查是誰幹的。再後來一些村裏人把警察領到我這裏，說我是誰誰的哥哥。作案的有3個人，其中有我的小弟王正飛。3個人拿槍打了人後就跑了，可能還不知道人已經死了。
開始他們這樣說我還不相信，弟弟那年才21歲，雖然有點淘氣，可總不該殺人吧。後來公安局的人到家裏來調查，我和父母才相信這是真的。我父親雖然就是個普通農民，可在村裏也很受人尊敬，我們一家人本分老實從沒做過讓街坊鄰居嚼舌頭的事，這下突然家裏出了個殺人犯，簡直天都要塌了。
母親哭得死去活來，連着十多天吃不下飯、睡不着覺，一個人坐着發呆。父親氣得一棵接一棵地抽菸，本來就話少，這下更是一天一天的只抽菸不說話。
我當時的心情是又着急又難過。恨弟弟做出這樣的事，讓父母着急，給受害人家屬帶來巨大的傷害，同時內心深處又爲出逃在外的弟弟擔心。弟弟會不會被公安局抓着？打死了人要償命，弟弟才21歲……弟弟躲到哪裏去了，會不會凍着、餓着、被人欺負……越想越不敢想。
我們親姐弟5個。最上面是兩個姐姐，三兄弟中我是兄長，出事的弟弟最小。我大小弟5歲，從小弟會走路起，他就像是我的小尾巴，走到哪兒跟到哪兒。小時候逢年過節父親總要給我們一塊、八毛的零花錢，我帶弟弟去買一種叫“稻角絲”的甜食吃。分吃的時候我總要多分給弟弟一些，但是以小撒嬌的弟弟卻要到父親面前告狀，說我多吃了。這些當時讓我很生氣的事，現在都變成了弟弟在我心裏的影子，閉上眼睛就能看見。
公安局長說：唯一能救弟弟的辦法是讓他自首
弟弟從1999年3月18日逃走後一直音訊全無。這期間河西分局的徐局長几次到家裏來對父親說：初步查明3個逃犯中弟弟是開槍打傷人的首犯，傷者後因失血過多而死。按法律規定弟弟的罪行有可能被判死刑，現在唯一能幫他減輕罪責的辦法就是讓他回來自首。我和父親商量，逃終究不是個辦法，弟弟還小，不懂得他犯的罪有多重，我們不能眼看着他還往絕路上走，得想辦法把他找回來。於是從去年5月，我和父親就踏上了漫漫尋人路。
第一站去的是廣東，我們村裏的人不少在那邊打工，我想弟弟也許會在那裏。坐火車去的，下了火車剛早晨5點。家裏經濟不富裕，不敢住旅館，就在火車站坐到了天亮。在廣東20多天，我們去了東莞等不少打工仔集中的地方，一個工棚一個工棚地找。餓了買個盒飯吃，晚上就借住在老鄉打工的工棚裏。父親年歲大了，又有肺結核的病根，到廣東沒幾天就病倒了，嘔吐、發高燒，被送到一個私人診所打點滴。既心疼錢又找人心切，父親只在診所裏住了一天就出來繼續找。走到一個工棚、一處工地，我們問老鄉、工友見到弟弟沒有。人家說沒有，我們就留下電話囑咐道：要是見到了弟弟一定告訴他早點回來自首，說父母已經快爲他急瘋了。
在廣東一無所獲，第二站我們又去了福建。那是去年的10月。我們去了廈門、漳州。開始我說不讓父親去了，一是他身體不好，二是兩個人去開銷也大。但父親說他找不到兒子呆也呆不住，出去找心裏還踏實些。在福建又是20多天，連路費帶吃飯花了3000多元。這點錢有的是父親和我挑沙掙的，有的是借的。在福建我們也沒有打聽到弟弟的一點信息。
今年1月份，我和父親又去了雲南。我們有一個老鄉在那裏開出租，老鄉帶着我們找了西雙版納等幾個地方。十多天熟人托熟人的打聽還是沒有結果。沒辦法我和父親只得留下了電話和轉告弟弟快回來自首的囑咐返回了老家。
今年4月，還不死心的我和父親又坐火車、坐船到了海南去找弟弟。開始兩趟出去找人用的還是家裏的一點積蓄，到後來就全靠借錢了。但是一次次尋找只反饋回來幾條沒有什麼價值的信息，弟弟依舊杳無音信。
四次外出尋人沒有結果，父親又急又氣的，肺結核又加重了。
7月份第5次出去找弟弟，只能是我自己獨行。這次去的是上海。但還是沒有結果。這次回來不久，國家司法部、公安部聯合開展的“追逃”專項鬥爭開始，“追逃”的一項政策就是在逃犯如果能在今年11月30日之前自首便可從寬處理，河西公安局的徐局長又幾次到家裏做工作，告訴我們這是弟弟爭取寬大處理的最好一次機會。而我們卻沒有弟弟的一點消息。我和父母心急如火，多少個夜晚我站在自家門外，衝着四周的大山默問：弟弟啊，你在哪裏？
11月25日弟弟來電話了！
可能是一家人的苦心感動了老天。11月25日，我終於接到了弟弟從外地打回的電話。那天電話鈴響後我拿起聽筒，電話那邊是一個熟悉的聲音：“懷良……”我們兄弟之間一直以名字相稱。我馬上叫道：“你是正飛嗎？你在哪裏，趕快回來投案自首！”正飛在那邊沉默了一會兒突然聲音顫抖地問：“我回去後你知道會怎麼處理我嗎？”弟弟的話當時把我問住了。我知道弟弟回來自首會從寬處理，但是怎麼從寬處理我也不知道。我也有些激動地說：“爸媽爲了你的事都快急死了，爸到外省找了你四趟，人都累病了……”話筒那邊已經傳出了弟弟的哭聲。我又說：“我告訴你表哥的電話，你犯的事有多嚴重讓他對你說。”
表哥上過大學，法律知識比我們多。弟弟馬上又給表哥打了電話，表哥給他講了問題的嚴重，勸他趕快回來自首，別放過這次從寬處理的機會。
弟弟回家時穿的還是逃走時的那件黑棉襖
11月28日晚上十點多，母親上氣不接下氣地跑到我們住的院子找我，說弟弟回家了。我急忙跟着母親跑過去。
剛進家門的弟弟頭髮凌亂，穿的還是一年多前逃走時穿的那件黑色小棉襖。他叫了我一聲眼淚就流下來了。父親坐在旁邊一聲不響地抽菸，母親不住地擦眼淚。我問弟弟：“這一年多你都去哪兒了？我們四處尋找都沒有你的音信。”弟弟說他去過廣東、海南，四處打工。因怕碰上熟人、同鄉被告發，去哪兒都是躲着熟人、同鄉，一個人流浪。所以我和父親走了半個中國去找他的事情，他一點也不知道，弟弟說他不管走到哪兒，一聽到警車叫就嚇出一身汗。
當晚我們全家商定，讓弟弟在家裏休息一宿，第二天送他去公安局自首。那一夜我幾乎沒睡着覺，弟弟終於趕到最後期限前回來了，我爲他高興，但是明天弟弟就要被送到公安局去，我不知道等待他的究竟會是個什麼結果，弟弟犯的畢竟是個人命案。
早晨6點，弟弟起來了。母親幫弟弟洗了頭，換了新衣服、新鞋。
上午10點多，別人幫助找的一輛舊吉普車來接我們了。父親拉開車門坐到了駕駛員旁邊。母親、我、表哥陪着弟弟坐在後面的車廂裏。臨行前我給公安局的徐局長打了電話說：“徐局長，我把弟弟就交給你了……”當時心裏真是一種生離死別的感覺。
一上車，母親就把弟弟抱到了懷裏，好像是怕別人把兒子搶了去。因爲孩子多，母親在我們小的時候也顧不上好好的抱抱我們，總是讓大孩子看着小孩子，但是這一路母親卻把弟弟抱得緊緊的。斷斷續續的眼淚，順着母親的臉頰流到弟弟的手上、身上。
到了公安局，徐局長在等我們。一進門，他欣慰地對弟弟說：“歡迎你投案自首。”公安人員立刻給弟弟戴上了手銬。
下午3點多，經過初審的弟弟被押上了警車，看着弟弟的背影隨警車遠去，我心裏一片淒涼……
送弟弟去公安局自首時我給他改名振輝
我瞭解到的情況是：弟弟的案情很簡單。1999年3月18日晚，弟弟和幾個小哥們兒在一家餐館喝酒時，與外村的一個人發生矛盾。弟弟和另外兩個人準備教訓那人一下。在村後的山上用槍打中了那人的腿後就跑掉了。受傷的人後來因失血過多而死。槍是弟弟打的，但主意不是他出的。我覺得司法機關會把案情都搞清楚，考慮到弟弟自首的情況，給他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所以，在送弟弟到公安局自首時，我給弟弟改了一個新的名字——王振輝，希望弟弟重新振作，改過自新。
我想我們一家人都會等着改造好了的弟弟回來……
公安局長十幾次登門勸逃犯自首
據王振輝的哥哥介紹：自從他弟弟犯下人命案逃走後，豐城市河西區公安局的徐局長曾十幾次登門給他家裏人講政策，讓家人有機會勸王振輝自首。作爲一個公安局長，手裏的案子可能不知有多少，那麼他爲什麼要對一個在逃犯下這麼大功夫呢？
徐局長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爲什麼要對王家做這麼多工作呢？首先王振輝是偶犯，不是慣犯，剛剛20多歲，如果在不瞭解政策的情況下失去了可以被寬大處理的機會非常可惜。他父母都是老實本分的農民，我們在政策允許的條件下搶救他，今後改造好了還可以爲社會服務，至少還可以孝敬他的父母。全國“追逃”專項鬥爭開始後，“兩院兩部”專門有政策對11月30日之前自首的在逃犯可以從寬處理。我們當時認爲這對於王振輝更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王振輝作案逃跑後，公安機關一直在追捕他。我認爲打擊犯罪既要靠我們的努力，又要依靠人民羣衆的支持。既要依法辦案，又不能忽視辦案細節上的人情味。(李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