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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中美關係充滿曲折，但之所以能在困難中繼續前進，是因爲中美兩國在戰略、外交、經貿、文化、教育、科技、民間等方面具有廣泛的合作基礎，兩國在諸如反恐、防擴散、反走私、打擊毒品和有組織犯罪等全球性問題上也有共同目標和利益，兩國在維護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上，尤其是朝鮮半島問題上更是可以合作的。
在２０００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及布什政府上臺伊始，美國的反華保守勢力固守冷戰思維不放，強調中美兩國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認爲中國的崛起必將損害美國的利益，共和黨右翼和布什政府把中美關係定位爲“戰略競爭關係”。此外，布什政府還決定向臺灣出售大量先進武器，並允許陳水扁在美國經濟中心紐約及休斯敦“過境”。一時間，美國的右翼保守勢力高叫“中國威脅論”，美國軍方試圖把軍事戰略重點從歐洲轉到亞太地區，矛頭直指中國，兩國關係再度陷入低谷。面對如此嚴峻挑戰，中國政府和人民堅持原則，同美方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同時又從大局出發，努力穩定和發展中美關係。
“９·１１事件”後，美國進行外交安全政策的調整，在戰略層面上改善同中國的關係，中美關係中的積極面有所加強。１０月１８日，布什總統在國內和國外同時對恐怖主義作戰的重要時刻，仍決定按期參加上海ＡＰＥＣ會議和同江澤民主席進行會晤，兩國領導人表示共同努力，發展兩國的“建設性合作關係”。
中美元首上海會晤確立兩國間“建設性合作關係”，在關鍵時刻爲中美關係撥正了方向，營造了良好的氛圍，指明瞭今後的努力方向。確立“建設性合作關係”定位一事表明，對於兩國現有和潛在的共同點，兩國應積極合作，擴大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增加了，分歧點自然就相對減少了。對於中美兩國的分歧、矛盾、困難，兩國必須採取建設性而不是破壞性的態度，增信釋疑，提倡雙贏。總之，扶正祛邪，努力培養中美關係的積極面，對於一時無法解決的根本分歧與利益衝突，也應予以“凍結”，使之無法干擾中美整體關係。
“９·１１事件”發生後，美國出於安全考慮而暫時擱置兩國在其它一些領域的分歧。反恐將是一場長期的鬥爭，美國必須在較長時期內顧及同中國的合作，從而爲中美關係的穩定發展提供了相對較長的時間框架。此外，國際恐怖主義是世界各國的共同敵人，也直接威脅到兩國的根本利益，中美兩國在反恐中可以成爲合作伙伴，中國支持美國的反恐在美國民衆中產生了積極影響，有助於擴大美國國內對發展中美關係的支持基礎，而中美在反恐問題上的長期合作也將有助於形成兩國關係的新格局。
“９·１１事件”增加了中美兩國的合作點。從雙邊的經貿關係來說，兩國互相依存和雙贏已爲兩國主流社會所接受。中美兩國都希望減少“９·１１事件”對雙邊經貿關係的衝擊。從區域合作來看，中美兩國在１９９７年亞洲金融危機時已有過初步但富有成效的合作。當前，兩國應當而且可以在防止“９·１１事件”嚴重波及亞洲、加強區域經濟合作、協調各國經濟政策方面有所作爲。當然，中美兩國在世界範圍內的合作空間也很大，如防止世界經濟進一步下滑、推動資金合理流動、促進經貿往來、加強各國相互間的良性互動等。特別是中國“入世”後，中美兩國在經濟貿易合作方面的前景更加寬廣，兩國都應因勢利導，乘勢而上。
“９·１１事件”並沒有從根本上消除中美兩國間的嚴重分歧。迄今爲止，美國的反華勢力還在試圖“開倒車”，重新挑起中美間的對抗。美國國防部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仍不指名地把中國當作敵人。“９·１１事件”也不能解決中美關係中所有問題。從戰略上說，中美兩國合作的基礎還有待於進一步鞏固和發展，隨着阿富汗臨時聯合政府的成立，中美兩國要在新形勢下就國際聯合反恐和在南亞、中亞等的合作，繼續磋商和合作。從雙邊關係上說，中美兩國在安全、人權、經貿等問題上還存在嚴重的分歧。特別要注意的是，臺灣問題是中美兩國間最重要和最敏感的核心問題，它沒有因爲兩國合作反恐而就此消失。美國政要也多次強調，美國的對臺政策不會因反恐而會做根本性的改變。一旦國際環境和島內環境有所變化，臺灣問題很可能會重新浮現。此外，“９·１１事件”還給中美關係帶來了新的因素，一些地區或次地區格局的變動，既可以成爲中美合作新的增長點，也可能成爲兩國摩擦新的誘因。對此，我們要有充分的準備。
縱觀中美建交２０多年來，雙邊關係中矛盾困難不斷。歷史反覆告訴我們：在中美關係遭到困難時，我們不必也不應喪失信心，因爲中美關係具有內在的自我推進的動力；在中美關係出現改善勢頭時，相反勢力往往會跳將出來，突發事件也會干擾。因此，我們還是要冷靜觀察，沉着應對，全面把握中美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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