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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永圖其人
龍永圖，1943年6月生，湖南人。1965年畢業於貴州大學，1973年至1974年在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深造。1978年至1980年在中國駐紐約聯合國代表團擔任外交官，1980年至1986年，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任職。1986年，龍永圖奉調回國。
1997年2月，任中國加入WTO中方首席談判代表，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副部長。見證中國從復關到入世15年“長征”中的10年，飛往世貿組織日內瓦總部50多次，“黑髮人談成白髮人”，堅持到了最後勝利。外表冷峻沉穩，言語犀利果斷，做事雷厲風行。首次在談判中使用“雙贏”概念，堅持以平等的態度談判，巧妙掌握“讓步”與“原則”的分寸，爲中國成功“入世”立下汗馬功勞。經諸多艱難時刻，曾夜不能寐；對諸多讚譽，只稱自己“做了該做的事”。
龍永圖語錄
世貿組織好比一個黨支部，美國現在是書記，中國是一個要求入黨的積極分子，美國擔心中國以後會跟他作對，於是趁你要求入黨時好好考驗一番。
一個大塊頭和小塊頭髮生矛盾時，大塊頭總喜歡把小塊頭拉到陰暗角落裏單挑；小塊頭則希望到人多勢衆的地方找人主持公道。目前我國經濟比較弱，而美國等西方國家比較強，一對一解決我們肯定處於不利地位，我們當然希望把問題拿到WTO多邊機制中去解決。
整個談判，特別是經貿談判，它都是一個互相讓步的過程，達成協議的一個手段。可能有人不是很瞭解，好像哪怕後退半步就是賣國。其實只要你能把握住這些讓步，不是以自己的國家巨大的利益作代價，那麼爲了求得一種雙贏的局面，就必須做出一些調整。這種讓步，也有可能是我們本來就打算做的。
要參加奧運會籃球賽首先就必須承諾遵守籃球賽的規則，而不能一進球場就說：“籃筐太高，是按照西方人的標準設定的，得把那籃筐降下幾釐米來適應我們，否則就是不公平競爭。”想加入世界主流，首先就得遵守國際通行的規則，然後才能談改變規則的問題。
專訪：裏外之間外交官
夾板氣的滋味好受嗎？對外，龍永圖代表一個正在逐步開放，但仍然存在僵化與封閉的體制，他必須調動一切學識和智慧維護國人的尊嚴；對內，他引進了革新的痛楚，是既得利益者憎恨的對象，要想給你帶頂什麼賣國崇洋的帽子，哈，容易得很。
這也許是當代變革時期中國涉外官員的宿命，也是他們的使命。這種內外夾擊的痛楚，按中國人傳統的隱晦風氣與現實的官場體制，你還不能公開說出來--直到這命告一段落。
現在，龍永圖可以稍稍放鬆心情，來談一談十五年的體會了。十五年了，媳婦也該熬成婆了。永圖，這個名字似乎帶來永遠圖謀卻看不到終點的聯想。“是啊，我的英文名字是Mr.long，所以外國人說，可能你做的事註定是個漫長的過程。”他說。中國入世被這位1997年以後擔任首席談判代表的中年人稱爲“開端的結束”，中國人的一隻腳終於跨入了門檻，他可以喘氣了。
龍永圖說：“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說到開放市場的問題都是很困難的，因爲大家有個觀念就是說，一個工業的發展必須有國家保護起家。這完全是個過時的觀念。因爲實踐已經證明了，越是在開放的環境裏，工業才能更具競爭力，就像打籃球，如果成天是山東對山西，河南對河北，在國內打得熱熱鬧鬧的，但永遠成不了世界一流的籃球隊。”
“但是世界各國對嬰兒產業(infant industry)的保護還是相當普遍的。”我說。
“保護，但不能保護過度。我們在談判過程中，也強調我們有些工業就需要一定的保護時間。這就叫所謂的過渡期，五到十年左右。我也常常對美國人說，你們作爲貿易談判代表的主要工作是打開人家的市場，但是如果市場打開後，發現這個地方並不存在購買力，那麼打開市場的目的是什麼呢？必須要培育這個市場，你們才能從這個開放的市場中獲得真正的經濟利益。”
由此看來，談判的關鍵問題是政治的而非技術的。鄧小平，江澤民，朱基先後在政治的高度推動談判的進展。如果說中國入世這場馬拉松是二十世紀最困難的一場經濟貿易談判，那時因爲它的實質是把一個全球最大的計劃經濟國家納入全球市場經濟的體系中。從意識形態產業衝擊兩方面來看，他們都表現出很大的政治勇氣和清醒的決策能力。
人們還記得1998年5月，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美國轟炸，國內出現了不少極端言論，認爲總理不久前訪美時讓步太多，而克林頓居然沒有在朱基訪美期間簽署雙邊協議，這不是拿自己的熱臉貼上人家的冷屁股嗎？話說得實在不怎麼好聽。這時候美國人也沒幫什麼忙。他們單方面向媒體泄露談判細節。而且其中有不實之辭。比如他們說：“中國已同意把關稅降到發達國家水平。”說到這兒，龍永圖激動起來，他解釋說，發達國家的關稅一般在3%，發展中國家是13%-15%左右，當時我方只同意把關稅從42%降到15%，是發展中國家水平。那時候國內有人指責，談判代表沒有堅持立場，是賣國，而龍永圖等真是有苦說不出。參與談判的劉光溪至今說起這件事還憤憤不平：“正是因爲我們堅持立場，才談了15年。清朝官員2分鐘就簽了《南京條約》！＂後來美國代表團來北京時，龍永圖就問對方爲何做誤導，對方竟輕描淡寫地說：“對不起，我們是爲了贏得國內的支持。”他們沒想到這些不負責任的抖料給中方帶來的巨大壓力。
我問龍部長在這起起落落，反反覆覆的談判中他的神經是否一直很堅強，他坦言日內瓦的最後談判是對心理素質的最大考驗。“當時的談判文件800多頁，每討論一個段落，主席就問有沒有人不同意。只要有一個不同意，又要重新來過。啊呀，當時他一段一段的敲錘子，每敲一下我心裏就‘砰’的一下，幾百段地敲下來，真是沒有心臟病也被敲出心臟病來了。最後一記錘聲，總算把我解脫了。但我的角色還轉不過彎來，總覺得說不定又有什麼意外要發生。＂
有人問，是不是我們一定需要藉助外力來推動政企分離，清除腐敗，對此龍永圖直截了當地迴應說：“關鍵是我們自己是不是要建立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如果是，那麼就不是外國人逼的，而是符合我們自身利益的。如果同時有健康的國際壓力，會幫我們克服社會的惰性。”其實人們說了二十三年“改革開放”，仔細想想，“改革”與“開放”兩個詞應該調換位置。因爲往往是開放推動改革。
龍永圖至今還耿耿於懷當年中國在聯合國裏舉足輕重但在世貿組織中卻只擔任觀察員的角色，每次開會代表只能坐在角落裏，在所有代表發言後才被允許說話。而當中國世貿代表的位置移到成員國的座席中之後，我相信他們的心情也未必會永遠輕鬆。在遼闊的土地上，限於地區發展和教育程度的差異以及長期形成的利益團體，出現違規的現象幾乎是無法避免的。當然還有另一種情況，就是當其他國家出現損害我方利益的違規行爲，代表們也要據理力爭，甚至要改變國人認爲打官司是醜事的觀念。
還會不會有裏外不討好的時候？肯定會有，但這是經濟外交官們的宿命，也是他們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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