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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人們對於鐵路價格聽證會的殷切期望，國家計委副主任汪洋今天在京強調，要以平常心看待剛剛起步的聽證制度，不能指望它會解決價格決策中的所有問題。
汪洋說：“價格聽證會最重要的價值，體現在把羣衆或者是利益相關人引入到政府的價格決策程序。目前，按照公開透明、廣泛性和代表性原則選拔的33名聽證代表及30名旁聽代表已經全部產生，聽證材料也已全部送達聽證代表手中。”
據悉，上述33名聽證代表，包括12名消費者代表，7名經營者代表，5名專家學者代表，4名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代表以及5名民航總局等相關部門代表。
引人關注的是，在12名消費者代表中，有4名民工。這是否意味着聽證會將更多地聽取中低收入羣體的呼聲？
對此，汪洋未作評論。他說，消費者代表主要來自調價方案涉及區域，與調價關係密切，要求有一定分析、表達能力。
針對媒體關於聽證會效力問題的提問，汪洋強調，價格聽證會是有約束力的。如果聽證時大部分代表不贊同調價方案，則應由價格主管部門協調調價申請人調整方案或再行組織聽證。目前全國各地已舉行了幾百場聽證會，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去年廣東在聽證會後，將部分列車的價格浮動幅度大大降低。
汪洋指出，有媒體將此次聽證會稱爲鐵路春運調價聽證會，這不確切，應該叫做部分旅客列車票價實行政府指導價方案聽證會。“因爲，鐵道部門提交的調價方案，除了春運調價的內容外，還有暑期、五一、十一等節假日的調價方案”。
他透露，整個方案全文達153頁，包括10個相互聯繫的單項材料，涉及財務分析、運營成本等多個方面，但具體方案要到聽證會召開之際才能公佈。這主要是防止意見過早公佈，社會各利益團體的意見影響聽證代表，從而影響他們獨立自主地發表意見。
汪洋認爲，目前對於價格聽證有一些誤解，即聽證會結束後馬上就會產生結果。事實上，聽證只是形成“定性判斷”，即對價格浮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進行論證。如浮動有無必要、能否起到申請者預想的作用、浮動幅度是否可行等。定量的工作，如價格高多少、低多少，最終要由價格主管部門責成專業人員進一步論證。“如果陷入定量分析中，價格聽證勢必走入誤區。聽證是價格決策的一個環節而不是全過程”。
2001年鐵路部門在春運期間的調價，曾引發了公衆的廣泛質疑。著名律師喬佔祥訴鐵路春運漲價一案至今仍在二審階段，這是否與此次進行價格聽證有關？
汪洋說，按《價格法》的規定，制訂關係羣衆切身利益的公用事業價格、公益性服務價格、自然壟斷經營的商品價格等政府指導價、政府定價，都應當進行聽證，聽證將形成一項制度，今後可能會出現一個聽證的高潮。
但是，他也強調，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聽證制度在許多方面還相當幼稚。如聽證代表如何能代表其所屬羣體的利益、如何正確履行《聽證辦法》對代表的要求、對價格調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作出準確判斷；申請人如何把專業性很強的方案變成通俗易懂的文本、組織者如何科學分配代表的結構，選擇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專家學者代表是固定下來，使其不斷積累聽證的經驗，還是輪換……這些都在探索中。
據悉，此次聽證會將於1月12日在北京舉行，具體調價方案將在春運前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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