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們從“殺人的福岡大谷坑”歸來“二戰”在日中國勞工的倖存者揭開當年悲慘內幕他們，幾乎被歷史遺忘了，當1945年9月“大有丸”在上海碼頭靠岸，瘦骨嶙峋的他們從船上下來，重新踏上故國的土地以後，他們便一個個消失在茫茫歷史長河裏，儘管他們心中揹負着悲慘的回憶。
但是，歷史不會忘記。今年1月，當一份日本友好團體提供的名單出現在媒體上的時候，他們的子女和他們中間的倖存者終於站了出來，用他們已經嘶啞的嗓音向人們宣佈：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我們曾經作爲奴隸，在日本的一個煤坑裏面工作了整整兩年，遭受的是非人的待遇，我們中的很多人連骨灰都沒有帶回祖國，我們要將歷史的真相告訴世人。
“船是去日本的，我完了！”
他是第一個死在日本人手裏的中國勞工。當時，運輸中國勞工的“大有丸”還沒有離開上海平涼路碼頭。他的名字已經被別人忘記了，大家只知道他叫做“小廣東”，他有個在上海大興百貨公司工作的未婚妻。
89歲的倖存者王劍逸告訴記者，當時“大有丸”這艘萬噸輪上大約有2000多名中國勞工，其中很多是上海人，有印刷廠、機械廠的失業工人，有賣豬頭肉的小販子，有賭博破產的生意人，也有其他一些從外地來滬找工作的年輕人。1943年8月，抗日戰爭已經到了快結束的邊緣，上海的經濟非常衰敗，不少企業紛紛破產，很多年輕人失業。於是，日本工部局在馬路上到處張貼的“招募工人，給予10萬儲備票安家費，包兩頓飯”的告示便顯得分外誘人，前前後後去報名的上海工人有近2000多人，而據說工作的地點是“大連”。
王劍逸回憶道，“小廣東”跳海的時候是半夜，但是船上的日本軍警還是發現了，當時甲板上燈光晃眼，他看見甲板上工工整整放着一雙“小廣東”的布鞋，下面壓着紙條，後來他才知道，紙條上寫着：“船是去日本的，我完了！”
“去日本！！”這個噩耗像瘟疫一樣開始在勞工中傳播開，1943年8月13日的夜晚，2000多名中國勞工在鋪滿了鐵砂的運輸船上度過了膽戰心驚的一晚，誰也不知道他們面臨的是什麼樣的命運。
一條單薄的棉被蓋了兩年
352名中國勞工17天以後在福岡下船(其餘人去了北海道)，他們被分成了7組，其中徐淼發被任命爲第三組的副組長。徐淼發說，下船當天，他們這些組長被安排吃了一頓日本烤肉，然後看了一部日本電影，然而從那天以後，他們就再也沒有嘗過葷菜的滋味了。
大谷煤礦的工作場地是一個類似於中學操場大小的地方，四面圍着木板拼的牆，所有的中國勞工被安排在同一個宿舍裏面，352個人挨個睡在鋪着草蓆的榻榻米上面，每個人都只有一條單薄的被子。
“就是這樣一條被子，我們整整蓋了兩年！”徐淼發說。然而，正是在這條被子下面掩蓋着無數雙無法瞑目的眼睛。“我們有47個兄弟，其實大多數是餓死和凍死的！”徐淼發已經無法回憶起其中的許多人的名字了，但還記得那些下船的時候還是生龍活虎的中國勞工蜷着身子在被子中發抖、發燒，可天亮時候揭起被子的時候，人已經變冷了。
吃飯的確是兩頓，吃的就是兩個飯糰再加一點蘿蔔乾，或者是吃點米粉等等。每天早上太陽沒有出來，下礦幹活的人便沿着一條由木板圍着的甬道走大約10分鐘路到達礦洞，然後乘坐礦車下礦幹活，他們的身上穿着的是唯一的一條工作服。12個鐘頭以後，太陽已經下山，下礦的人便沿着原路返回———如此周而復始。
礦洞裏面充滿了危險，但是據徐淼發說“礦洞裏面還是比較安全的，日本人對於煤炭看得比中國人的性命還要重要，所以礦裏的安全措施還是比較嚴密的，然而礦洞畢竟是危險的，不少兄弟就死在礦裏，圓臺面一樣大的煤礦掉下來，人就被砸死了在裏面，連屍骨都無法找到。”
爲顯示人道，日本人在宿舍旁邊安置了一個醫務所，然而這個醫務所根本無法治療內科疾病，只是對被砸傷的人進行簡單的包紮消炎治療，有一個勞工因爲小毛病在醫務所裏面打針，結果不知道什麼原因，第二天就死了。
中國勞工的死亡，對於日本的“大班”(經理)來說只是第二天點名的時候又少了一個人而已。對於中國勞工來說，日復一日看着身邊的人死去，他們也漸漸變得麻木。徐淼發告訴記者，他曾經親自將一個死去的兄弟的屍體拖去火化，他眼睜睜看着兄弟的屍體在簡易的焚屍爐中被烤化，卻已經感受不到任何恐懼。他將骨灰收在一個木盒子中，心中想的卻是：“我肯定要死在日本了。”
“我幾乎被活活打死”
逃跑，從中國勞工到達日本當天開始就沒有停止過，但是日本人對於逃跑者的懲罰也是殘酷的。從礦場往外面逃跑是沒有活路的。首先，如果被抓住就要被毒打；其次，就算逃跑成功，也無法藏身，最後還是會被日本人發現並舉報給警察；再次，就算成功也無法逃離日本，只能藏匿深山，成爲“野人”。
大谷煤礦第一次大規模的逃跑是6個人的一個小團體一起逃跑，那也是最成功的一次，其中3個人逃出去，至今下落不明，而另外3個人被抓住，被放在所有勞工的面前被毒打。從那以後，日本人開始在礦廠附近裝上鐵絲電網，並且安排了糾察和警察。
王劍逸告訴記者，礦場四周就是沒有什麼樹的硫磺山，每到天熱的時候，山頂就開始冒煙。中國勞工有時候就呆呆地看着山，想着故鄉，或想着那些逃出去的兄弟到底藏在山中的哪個角落，還是又被日本警察抓到了。
既然無法逃走，活下來的人便分外團結，而且尤其仇視那些告密和幫助日本人的叛徒。據徐淼發說，當時有個兄弟生病了沒有下礦，日本人發現他沒有下礦，就質問作爲副組長的他，徐淼發說：“我是小組長，有權決定生病了要不要下礦。”日本人當即動手要打，徐淼發轉身就逃。徐淼發和另一個陳姓的組長懷疑是當時管會計的一個勞工告密，帶着幾個兄弟教訓了那個人。結果，當天晚上，徐淼發和陳姓的正組長就被帶到了日本人的辦公室，幾個警察拿着挖礦用的鐵桿對兩人劈頭蓋腦就是一頓痛打。打完後被拖回宿舍後發現，陳組長的臀部被打得變黑了，而徐淼發也被打得頭破血流。
第二天，陳組長沒有起來，徐淼發也從此落下了腰病。
抱着骨灰盒回來
王劍逸聽見了一聲悶悶的響聲，他以爲那是美國飛機對日本進行的轟炸，後來才知道是原子彈爆炸的聲音。那裏是長崎，距離礦場大概只有幾十公里。
勞工們開始發現戰局發生了變化，他們有生還的機會了。美國對福岡進行了徹底的轟炸，幾乎將城鎮夷爲平地，而中國勞工就在這樣興奮難耐的情緒中聽着天上飛機轟鳴着掠過。後來，據勞工回憶，可能是日本天皇頒佈投降詔書的當天，所有的日本人，包括警察和工頭就佇立在操場上，低着頭，眼睛裏含着眼淚。再後來，日本人偷偷撤走，隨之而來的是美國兵的吉普車在礦場裏開進開出，一直到一個國民黨的軍官出現，經歷了整整兩年非人磨難的礦工們才知道，他們可以永遠離開這個鬼地方了。
徐淼發是抱着幾個木頭骨灰盒踏上離開日本輪船的，還是那條“大有丸”。他告訴記者：“當時的感覺就是，我終於撿回了一條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