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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興說，法學界對“黑哨”問題很關注，一致贊成司法應當介入。當前的“黑哨”問題，範圍之廣、程度之深、金額之大、影響之壞，已說明它具有非常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實際上已進入了刑法的範圍。刑法中就有關於受賄罪（指國家工作人員）和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的規定。
大多數法律專家認爲，司法機關可以介入足壇。一般的足球糾紛，通過中國足協章程解決當然沒問題，但以目前這麼嚴重的程度，行規已經無法管住了。足壇也不存在特殊的保護傘。各個行業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但還有一般性、普遍性，再特殊，一個行規，怎能大過國家法律《刑法》呢？況且，《體育法》第５１條也規定，在競技體育活動中，有賄賂、詐騙、組織賭博行爲，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不過，在具體介入時，應注意其合法性與及時性。當前的難點是裁判的身分不明，對此法律規定不清晰。這就發生了罪刑法定與行爲的嚴重社會危害性之間的衝突。要解決這種衝突，就急需刑法規範介入。當前的介入首先是規範的介入，其次是操作介入。只有解決了規範介入，才能啓動操作介入。刑法的規範介入有兩種方式：一是立法解釋；二是司法解釋。王仲興說，他傾向於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因爲立法解釋啓動較難，遠水解不了近渴，他不贊同法官、檢察官直接判斷，因爲它具有隨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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