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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北京的山區還有走着送信的鄉郵員嗎？”我問郵局管業務的人。不久前被一部反映山區鄉郵員生活的電影所感動，我萌生了採訪鄉郵員的念頭。
“步班80年代還有，90年代就沒了。”他說，“在山區騎車投遞也不容易呀！房山有個鄉郵員，每天在山裏騎車往返51公里投遞，一干就是10年。”
北京郊區郵政局黨辦主任張紅衛和我去房山採訪那個鄉郵員。
“其實在我們山區，騎車投遞還不算最苦的，還有走着的呢！”房山郵政局的局長助理安友華告訴我。“步班不是10年前就沒了嗎？”
“不可能！房山現在還有6條步班郵路吶，蒲窪郵政所的晉合力，50多歲了，天天在深山溝兒裏走着投遞，一趟就100多裏地。”安友華顯得挺激動。
還有走着的？！一瞬間我改了主意：跟老晉走一趟深山郵路！
郵局的幾個人被我這想法嚇了一跳：“你行嗎？！局裏除了鄉郵檢查員騎摩托跟他走過一段兒，還沒人跟着他走過呢。”房山郵政局的政工科長翟耀說。
看我執意要去，張紅衛和翟耀非要陪着我。
“跟他真是擔驚受怕了一輩子。20多年了，只要他出了門，我就惦記着”
老晉所在的蒲窪郵政所，在距房山郵政局100公里外的深山溝裏。
蒲窪鄉地處北京最西南的太行山脈，海拔最高1800米，號稱“北京小西藏”。該鄉從1986年就被定爲北京60個貧困鄉之一，至今沒有脫貧。
老晉的家在蒲窪村的半山坡上，四面環山，房前種着片綠油油的大白菜，樹上掛着紅紅的蘋果，屋頂上曬着金黃的玉米，圈裏養着頭大白豬，院子裏雞飛狗跳的。
那天是星期六，正趕上老晉在家休息。他身材魁梧，一臉忠厚，臉和脖子黑裏透紅，透着飽經風霜。
老晉告訴我，他今年54歲了，就生在蒲窪。小學沒畢業就開始幹農活兒，22歲到南京當兵，退伍回北京後，在一家軍工廠當操作工。由於離家遠，又捨不得花車錢，他逢年過節纔回家。眼瞅着愛人拉扯着倆孩子在山裏務農很苦，他一心想調到離家近的地方工作，連帶照顧家。國家剛有了照顧兩地分居的政策，他就調到房山的郵局當起了鄉郵員，至今已在深山溝裏投遞了22年。
蒲窪郵政所就老晉一人，他負責投遞的幾個村，一個村一道深山溝，騎車困難，只能走，來回一趟就是150裏。他出去投遞時，他家理所當然就成了郵政所。本地人和外地來山裏打工的人都認識老晉家。
“人家大老遠來了，不給辦成嗎？”老晉指着老伴隗淑婷：“我出去了，就得靠她，她是我的幫手，有匯兌款的，寄取包裹的，她就對着身份證的名字給辦了。”
老晉的老伴說：“跟他真是擔驚受怕了一輩子。20多年了，只要他出了門，我就惦記着。路太遠，他有時候就搭車，搭車忒危險，盤山路彎兒死，盡出事兒。有一回他搭的手扶拖拉機掉山溝裏了，我到醫院一看，他腦瓜上磕破的大口子流着血，腿也動不了啦，差點兒沒摔死。他搭的淨是拉煤的車，回來黑着呢，跟走窯(煤窯)回來似的。有一年冬天大雪封山，他死活非要出門，說是給蘆子水村的退休工人送工資，一夜都沒回來，第二天黑了才進家，一見他嚇我一跳，那臉呀，凍得又黑又紫。”
我問老晉，是怎麼回事兒？
“那年快過春節了，大雪封山，我急着想趕緊把匯款和幾個退休工人的勞保工資送出去，過年家家都等錢用。我頭天下午兩點多出門，雪路不好走，我拄着根棍兒抄近道走了兩個多鐘頭，才走了15裏。天黑了，我只好在半路的親戚家住下。
“第二天早上6點我就走了，先爬山到5裏外的東村，羊腸小道滑着呢，走一步得往回溜半步，那跟頭摔扯了，走了1個半鐘頭纔到了東村。村幹部一見我就說，‘別送了，報紙不看行，要把你摔壞了怎麼辦？’我撂下報紙，又爬山奔15裏外的蘆子水，下山時滑得腳底下站不穩，我就坐在山坡上往下溜。直到中午纔到了蘆子水，那幾個退休工人沒想到我能來，直衝我嚷嚷，‘這大雪天兒還送來，不要命了！’死拉硬拽着讓我吃了飯再走。我說還沒給寶水村送信呢，得趕路。到家已經晚上6點了。
“我幹活憑良心，不送出去不踏實。我這人是寧讓身子受苦，別讓臉受熱，幹什麼都不能讓人說出不是來。”老晉說。
“鄉郵員這麼辛苦，您喜歡這工作嗎？”
“要想當鄉郵員，第一就得能吃苦，第二別說陰天下雨下雪我不去了。鄉郵員活兒是累，但我覺得這工作不賴。說一句什麼話吧，
挺光榮。我喜歡這工作。”“聽翟耀說，您去年被評爲區局的先進了？”我問老晉。
“嗨，我乾的這些都是鄉郵員應該乾的，當不當先進沒什麼，只要領導知道怎麼回事兒，我就滿足了。”老晉說，“除了在部隊受到過一次連隊嘉獎外，我這輩子還沒當過先進呢！”
他從抽屜裏翻出個小紅皮本，是他的退伍軍人光榮證，裏面用鋼筆草草地寫着“連嘉獎”。這是他保存了20多年的惟一榮譽。
“全國勞動模範都不一定趕得上他。他要是退了休，換個年輕的可吃不了這份兒苦”
聽見雞叫，睜眼一看黑咕隆咚，我開燈看了下表，已經6點了。知道老晉冬天一般5點半出門，我們仨趕快爬起來，用涼得透心的山泉水胡亂洗了把臉，就跟老晉上山了。
老晉揹着個褪了色皺皺巴巴的郵包，郵包帶還是斷了又繫上的。我問他怎麼不換個新的？他說：“嗨，領兜子幹嗎，這都是支局開支，不漏就將就着用吧。離着領導遠，別給領導找麻煩。”
此刻天剛矇矇亮，山裏很冷，路上沒人。老晉大步流星地在前面走，我們仨一會兒就被落下一截，一路上坡，才走了幾里路，我們已有點兒上氣不接下氣了。
一輛4輪農用車忽然停在我們面前，老晉招呼我們上車。說司機去山上的煤窯拉煤，能帶我們十多公里。
“爲什麼一見老晉就停車？”我問司機。
“他幹這行兒我們都熟，從這兒往上都是陡坡，走起來不容易。”
我們在山上的小煤窯下了車。老晉說：“在這兒投遞就得個人想個人的辦法，怎麼能快點兒，省點勁兒，這段兒路要走得兩個半鐘頭。”我們仨面面相覷，覺得能搭上車真是幸運。
“您每天都能搭車嗎？”
“一年也就有三分之一的時候能搭車，冬天大雪封山就沒車了。”老晉說，“嗨，車也不好搭，司機不願意拉，怕出危險。我一般是認識的司機才搭。”
我們走到老晉的第一個投遞點兒———蒲窪鄉煤礦安全檢查站。屋裏的幾個人都熱情地招呼老晉。聽說同來的是郵局領導和記者，他們七嘴八舌地說：“在山裏送報比外面辛苦多了，颳風下雪得來，包裹也得帶上來，該給老晉增加獎金。”“應該給他輛212。”……
看門的老漢把我們送出大門，一路上喋喋不休：“全國勞動模範都不一定趕得上他。他要是退了休，換個年輕的可吃不了這份兒苦，年輕人光會吹牛腿。”
走了一會兒，又截了輛拉着工人上山修路的“130”卡車，我們被帶到東村附近的馬路，東村還遠在5裏外的山溝裏呢。正走着，碰見輛東村的汽車，司機說可以把郵件捎回去。這下我們又少走了10里路。
此地是蒲窪鄉的最高點，眼前那座大黑林山海拔1800米。老晉給山坡上的鄉敬老院送報，幾個孤寡老人一見他，都圍上來說話，聽說老人有病時，老晉曾到鄉里的醫院爲他們取過藥，送報時帶上山。難怪老人們見他挺親。
從敬老院下坡，路邊有一小飯館，我們進去吃早飯。飯館老闆聽說我們要跟老晉走郵路，搖着頭說：“他這活兒可不是善茬兒，就仗着走了這麼多年認識人多，能搭上截兒車。前頭倆村都在深山溝裏，你們走到中午也到不了魚鬥泉。”
從飯館出來沒走多遠，我們又截了輛三輪農用車，老晉管它叫“三蹦子”。這車沒遮沒攔，司機灰頭土臉的，坐這車走在蜿蜒的盤山路上，旁邊就是萬丈深淵，真讓人提心吊膽。車的水箱開着鍋，冒着泡的開水濺在我褲子上，我也不敢動窩兒。一輛對面來的車也不按喇叭，差點兒撞上“三蹦子”，真懸。
半個鐘頭後好歹到了魚鬥泉村的路邊，進村還得從磕磕絆絆的羊腸小道下山，走了20多分鐘纔到了村委會。
“這村是蒲窪鄉最遠的村，也是北京和河北的交界地，村裏人買東西，得翻過山到10裏外的河北淶水去。”得知張紅衛和翟耀是郵局的，村裏的隗支書說，“老晉走70多裏來一趟忒辛苦，你們郵局該給他弄個‘冒煙兒’的。”
從魚鬥泉的山溝裏上山比下山時更難，山道上都是“搓腳石”，一踩石塊就稀哩嘩啦往下滾，人也跟着往下溜。老晉倒不在乎，蹭蹭蹭地往上走，轉眼就沒影了。我們仨互相拉着拽着歇着，後來索性手腳並用，拽着荊棘柴草連蹬帶爬，總算爬上山。
一想到爲送3份報和1封信，翻山越嶺走70多里路，我說：“老晉你可真虧！”“有一封信也得給人送，郵政是全程全網嘛。”他樂呵呵的。按郵電部的規定，老晉走的這段75公里的郵路，是平原輕騎的行程，相當於步班3天的工作量。從魚鬥泉上來，兩條腿沉得像灌了鉛。聽老晉說，到下一個投遞點兒蘆子水村還有15裏的上坡路，我們就開始發忄楚，雖然警惕地支着耳朵，但走了好幾里路，都沒聽見車聲，好容易來輛車卻不停，我們仨很不高興。老晉心平氣和地說：“截車不停咱們也不能惱人家，坐人家車是人情，人家拉你擔風險。”
“我聽見車聲了！”翟耀興奮地大喊一聲，遠遠看見盤山道上拐過來一輛手扶拖拉機，我們趕緊招手，拖拉機停了，原來是老晉認識的司機。拖拉機晃晃悠悠開始爬山，車斗裏挺髒，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們緊緊抓住槽幫，生怕被甩出去。冷嗖嗖的山風呼呼吹來，手腳被凍得冰涼。
到蘆子水村邊下了拖拉機，又走了幾里路才進村。一個人老遠就衝老晉喊：“今兒怎麼來晚了？”老晉介紹這是村委會的李主任。李主任對我們說：“甭管好賴天兒，到時候他準來，颳風下雪也不耽誤，他什麼時候來，我們什麼時候看報，現在‘三講’到村兒了，不看報不行，還得訂致富目標呢。”
提起老晉，李主任讚不絕口：“老晉可是個實實在在工作的人，20來年始終在山區跑，能堅持下來不軟了。我分析，換個年輕的來了，肯定不這麼幹，年輕的滑點兒。老晉從不給村裏找麻煩，趕上天不好，來晚了，讓他吃點兒飯，說什麼也不吃。”
正說着，外面忽然下起了雨。翟耀說她昨天跟房山郵局的司機說好了，讓郵車中午來路上接我們。一會兒郵車果然來了。翟耀歡呼着像見了親人，一坐進車就說：“現在才知道坐有頂兒的車真舒服。”
離開蘆子水上山時，漫天大霧，能見度不足10米。真不敢想像，如果沒有郵車，回去那近30公里的路怎麼走？途中，老晉下了幾次車，冒雨把郵件給寶水村、寶水小學、天龍山莊、野菜廠和電管站送去。下午兩點半，在嘩嘩的大雨中，我們終於回到了老晉家。想想從早上6點多出門，到現在已經8個鐘頭了，這還是湊巧來回搭了5輛車。我們一上午疲於奔命，除搭車外也就走了10來公里。如果不搭車的話，我們怎麼也得走到深更半夜。
翟耀告訴我，郵電部1990年規定，鄉郵員投遞的每日行程是：山區步班22 24公里；平原輕騎75 80公里；自行車50 55公里。如果按這規定的話，老晉走的這段75公里的郵路，是平原輕騎的行程，相當於步班3天的工作量。
離開老晉家時，我想要張他們全家人的合影，他說：“小子、丫頭都在山外頭工作，很少回來，我們全家從沒照過合影。”
他老伴挺傷感地說：“是啊。倆孩子出去了，一天也不想回家，連過年、中秋節都沒回來。”
“他們爲什麼不想回家？”我好奇地問。“唉。”老晉嘆了口氣。“誰知道呢。我原來想着將來等我退休了，讓小子接班，家裏有房，在山裏掙點錢就能維持，撐不死也餓不死。可小子說，‘我呀，我纔不在這兒呢！’就把他們3口的戶口轉出去了，還在外邊買了房。
“丫頭也鬧着轉戶口，想給她找個當地的對象，離我們近點兒，一聽是農業戶口她就不願意，說我纔不在山溝裏守着你們呢，以後你們別替我操心！”
“我爸想退休後讓我接班，不可能！從出門工作那天起，我就打定主意不再回老家！”
很想知道老晉的兒女不回家的原因，我去了老晉的兒子彥明家。
他住在距蒲窪100公里外的良鄉，是房山區政府所在地，街上的熱鬧程度無異於城裏。他住的溫泉家園小區，24小時供應溫泉熱水，上樓得用對講機聯繫，進屋得換拖鞋，那三室一廳的房子近100平方米，裝修得挺現代。
彥明高高大大的，30歲的人言談舉止顯得很穩健。提起老晉，他似乎有一肚子委屈。
“我也是幹郵政的，但和我爸的思想有很大差距。我爸是死腦筋，不開竅，對新生事物不理解，和他在一起我感到挺壓抑的。
“我兒子11個月時，我們就從蒲窪搬到良鄉租房住，後來又把戶口遷出來，在良鄉買了房。我們搬出來是爲了讓孩子能受到好教育。我們小時候在山溝裏上的是複合班，兩個年級在一個教室一塊兒上課，所有的課都由一個老師教。現在蒲窪還有這樣的學校呢。
“可我爸對我們搬家特不高興，那時只要一提轉戶口、買房的事兒，他就跟我嚷：‘你不能老在外邊吧，將來總得回來，回來後外邊的房怎麼辦？再說，你也沒什麼錢，拿什麼買房？’我說可以跟銀行貸款。我爸一聽就火了：‘你光想眼前不顧以後，你借那麼多錢，什麼時候才能還上饑荒？’那陣兒我心裏特別扭，都不想回家了。後來我索性不跟我爸提這事，自做主張轉了戶口，又貸款買了房。”
在彥明眼裏，老晉極摳門兒：“小時候我爸一分錢都沒給過我，我經常拿塊鹹菜疙瘩當零食。有一年冬天，村裏來了倆要飯的小孩，我爸給他倆做飯吃，臨走還給了兩塊錢。在我印象中，那時候兩塊錢特別多，我很嫉妒那倆小孩，心想憑什麼給他們錢不給我。後來，我偷着從家裏拿了一塊錢，去供銷社買了魚皮豆，竟裝了一小書包。那天下雪，回家後書包上全是雪，我爸要撣書包上的雪，嚇得我拿起書包就跑。這事兒家裏人至今誰都不知道。
“我爸幾乎沒買過衣服，成年累月穿着郵局發的工作服或是我淘汰的舊衣服，直到穿得不能再穿了才換。他穿的襪子都是我穿破扔了的，他讓我媽縫縫再穿。每次我們給他買衣服，他都特生氣，說：‘這麼多工作服沒穿呢，還買？’連郵局組織到北戴河旅遊他都不去，大概是怕花錢。有時我真納悶，他這輩子捨不得吃，捨不得穿，
捨不得玩，他攢錢幹什麼？”
我問彥明：“知道你爸爲什麼不願意讓你離開蒲窪嗎？”
“我爸想退休後讓我接班。不過，從出門工作那天起，我就打定主意不再回老家。”他口氣很堅決。
彥明初中畢業後，到城裏的建築工地當過小工，又到燕山石化當過經警，20歲時郵局招農民合同工，他通過了考試，到霞雲嶺當上鄉郵員。同樣是在山區投遞，不過他可沒像老晉那樣成天翻山越嶺地走，他先是騎自行車，後來換了摩托車，又開上了汽車，3年前被調到房山區郵政局開送款車。“我剛乾鄉郵員那會兒，一回家我爸就磨叨，‘讓你幹什麼，你都得幹好’，我挺煩他的，我知道工作來之不易，我會盡力幹好的。”彥明說，“我爸這人忒實在，在山溝裏悶頭兒幹了20多年，與世隔絕似的，什麼好事人家也想不起他來。趕上天兒不好時，家裏人勸他甭去了，他就跟我們翻臉，‘那哪兒行，一天也不能耽誤’。我們說，你又不是黨員，幹嗎這麼積極？他就衝我們嚷，‘是黨員也得這麼幹，不是黨員也得這麼幹’！他常說我只要能幹成他那樣，他就滿足了，我可從沒把他當榜樣。”
“我爸的觀念完全是農村人的，和他同齡的城裏人不能比，更別提和我比了”
我和彥明接他上輔導班的兒子回家，開門的是個亭亭玉立的漂亮女孩，彥明介紹這是他妹妹小玉，剛從城裏來。小玉身高1米7,穿着流行的一身黑衣服，舉止落落大方，絲毫不比城裏的女孩遜色。
小玉上中學時，理想是當護士，但在農村考護校太難了。她說，“其實我們山溝裏的孩子都挺聰明的，但山裏的教育條件太差，把我們耽誤了。我上初中時，老師就是剛畢業的高中生，他講的代數我根本聽不懂。初中畢業後我到房山上職高，老師教得也很不正規，說白了就是大撥轟。”
她19歲就想離開山溝進城找工作，但老晉反對，說城裏亂哄哄的，一個丫頭在城裏不安全。但她還是義無反顧地進城了，先在一家小店賣汽車配件。
“老闆一個月只給210塊錢，根本不夠花，我一心想找個掙錢多的地兒。”小玉興沖沖地講着進城的經歷，“賣了半年汽車配件，聽說在商場賣飲料能掙好幾百，我就辭職去了一家中型商場，賣了一個月可樂，掙了700塊，把我樂壞了。後來又聽說‘燕莎’招聘賣可樂的售貨員，掙錢更多，但要求很嚴，身高要1米65以上的，還要面試。我一去就被錄用了。在‘燕莎’我每月能掙1000塊錢，發工資那天，我第一次吃了‘肯德基’，真好吃。”
小玉在“燕莎”只幹了4個月又辭職了，她發現有掙錢更多的機會，於是就在京城的各大商場頻繁地“跳槽”。她在“城鄉”賣過文具，在“百盛”賣過女裝，在“翠微”賣過羊絨衫……小玉對這種自由自在的擇業很高興，說：“我們這年齡的人很少有固定職業，喜歡幹什麼就幹什麼，反正在商場混得時間長了，認識的人多，互相介紹，哪兒掙錢多就在哪兒幹，我經常炒老闆的魷魚。”
想起老晉希望給閨女在村裏找個對象安家落戶的事，我問小玉知道嗎？她笑道：“根本不可能！從我進城上班那天起，就想將來一定要在北京城裏發展。回家遇見那些結婚抱孩子的同學，和她們沒有一點兒共同語言，我對山裏沒什麼可留戀的。”
如今23歲的小玉已經在京城闖蕩了4年，她喜歡城市的喧囂，喜歡城裏人的生活，她和3個女孩在城裏合租房住。“我來城裏以前，我爸從沒帶我進過城，剛來賣汽車配件時，我不敢走遠，只敢在商店附近轉轉。現在我哪兒都敢去。”她說，“我很快就適應了城裏人的生活，覺得這兒的女孩並不比我高一等，我和她們一樣愛逛街，愛買衣服。城裏的大商場我都去遍了，以前還老去三里屯、秀水街，那兒的衣服很時尚，我的錢大多花在買衣服上了。我還愛帶我哥的孩子去吃‘麥當勞’、‘肯德基’，給他買13塊錢一根的美國迪斯尼棒棒糖……我爸老說我亂花錢。”
“你覺得你爸是個什麼樣的人？”我問小玉。
“他是挺普通的人，實在是太普通了。他從來沒有過高的奢求，一輩子就知道踏踏實實地幹，但心眼兒特別好。”“你佩服你爸嗎？”
“談不上佩服。我爸的觀念完全是農村的，和他同齡的城裏人不能比，更別提和我比了。他對錢看得特重，挺摳的，從不給我們零花錢，我小時候連吃根冰棍都受限制，他也從沒帶我們出去玩過。我離開家後就自己養活自己，沒花過他一分錢。可我每次回家，他都說我不該把錢都花光，我想買手機，他也反對，說沒用。其實，現在的錢哪是錢呀，整個一張紙。”小玉不屑地說。
小玉告訴我，她正在攢錢，準備去旅遊。她已經去北戴河看過海了，想去大連看看國際時裝節，然後再去九寨溝，她知道那兒挺美的，她不想參加旅行團，想自助遊。她還準備學電腦，希望有更好的掙錢更多的工作機會。
老晉不住地揉眼睛，我忽然發現他在哭，“這輩子最不痛快的就是連黨都沒入”
我第二次獨自去老晉家，蒲窪不通公共汽車，和山民們擠在顛簸的“面的”上。看着一路的懸崖絕壁，不禁感慨：兒女們想離開山溝到山外尋求發展，而老晉卻從山外回來死守在山溝，兩代人的觀念和生活真是天壤之別！
見了老晉，我告訴他彥明和小玉不願回來的原因。“他們愛怎麼着就怎麼着吧，反正管不了他們一輩子。”他無奈地說。
對兒女嫌他摳門兒，老晉很反感：“說我摳門兒？孩子們太不理解老人的心了。這錢我認爲該花才花，我知道手裏沒錢遇到大事受憋。小子轉戶口、買房、裝修，我給了他8萬塊錢吶，這些錢我攢了10多年，我們倆每月的生活費只花150塊錢。我希望他知道這是我們省吃儉用給他的，他也就是有個良心就行了。要不是小子買房，我真不想幹了，反正我已辦了內退。可他買房欠了那麼多饑荒，他這債也是我的債呀！我想再多幹幾年幫他把債還上。
“丫頭看我給他哥錢，心理不平衡了，說，‘你都給我哥了，不給我，偏心眼兒。’我認爲丫頭、小子都一樣，丫頭沒出嫁呢，不能讓她空着手走，到時候我能給她多少給多少。唉，這丫頭有多少錢也不夠她花的，我老勸她別胡花亂花，自己也攢下點兒。她不愛聽，說，‘我這是能掙會花，你那是光掙不花。’氣得我跟她嚷，她說我是更年期！”
老晉顯得很不痛快，沉重地嘆了口氣：“唉，摳了一輩子，落了這名聲，其實我一分錢也沒享受，全給他們啦！我從城裏回來20多年了，就沒進過城。我想像着，城裏不定有多大變化呢！”
“這輩子還有什麼不痛快的事？”
老晉沉默了，不住地揉眼睛，我忽然發現他在哭，“最不痛快的就是連黨都沒入。”老晉抽噎着說，眼淚順着他黝黑的臉流下來。
我頓時驚呆了，不敢看他，也不知該怎麼安慰他。真沒想到，一個飽經風霜的山裏漢子也有如此脆弱的時候。他斷斷續續地說：“我們家祖輩扛長活，我13歲就成了孤兒，是共產黨把我養大的，我打年輕那會兒就想入黨呀！……我在部隊入團，退伍回北京621廠後，寫了第一份入黨申請書，那年我24歲。車間領導找我談過幾次話，鼓勵我爭取入黨。……爲了照顧家，我調到房山郵局河北支局，在那兒我也寫過入黨申請書，領導們都挺關心我入黨的事。當我提出想調到離家近的郵電所時，他們再三勸我別走，說我表現不錯，再好好幹一陣，組織上考慮發展我入黨。還說，‘你回到大山後面可能就沒人管你了’。但我光想家裏的困難，死活非要調走。……現在想起來真後悔！
“回來後果不其然沒人管了。先幾年在十渡郵電所工作，所長忒欺負人，該他送的段兒他不去，總讓我替他送，有加班費的活兒都是他的，我想，這是什麼黨員呀，享受在前，吃苦都是羣衆的。不知道怎麼得罪他了，他還找人作僞證誣陷我，說我沒去一個村送報，把我的自行車鎖了，讓我停班寫檢查，不讓回家……這件事對我打擊太大了，沒想到我成壞人了，那時候我尋死的心都有，入黨的事不敢想了。“後來調到蒲窪郵政所，十多年就我一人兒，心情倒是挺舒暢，但支局離這兒130多裏，一年到頭也見不着領導的面，連個入黨介紹人也沒地兒找去，再說歲數越來越大，入黨的事不好意思提了，就低頭幹活兒得了。”
老晉告訴我，有一天我給他打電話時，問他是黨員嗎？他聽了以後感到特別心酸，打了個磕巴才說“不是”。他覺得雖然自己拿出了百分之百的勁兒工作，但連黨都沒入，人家會瞧不起他。
我問老晉：“現在還想入黨嗎？”
“今年‘七一’，我在電視上看到一個70多歲的老頭入黨了，我挺納悶，原來這入黨沒有年齡限制呀？你說我現在再寫入黨申請書的話，別人會不會覺得我挺可笑？”他挺不好意思地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唉，要說我這輩子最遺憾的事兒，就是沒入黨呀！”
本以爲老晉默默無聞地在深山溝裏走了20多年，任勞任怨，甘於寂寞，滿足現狀，沒想到他內心深處，竟隱藏着一個如此強烈的渴望。(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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