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鈴響了很多次，每次都響很長時間，但王銘銘始終沒有來接。
在事情已經發生將近10天之後，王一直保持沉默。
“我無可奉告。”記者打了幾天電話，已經不抱希望，王突然接聽——也許他以爲是自己在等的一個電話——但我剛剛報出自己身份，他立刻這樣說。南方口音，聲音很平靜，也很溫和。王在拒絕的時候依然保持着他的學者風度，很有耐心地重複了他已經多次講過的話——現在他什麼都不願說，但他會在合適的時間出來說話。 他的直接領導、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馬戎說：這個時候王銘銘說一句，別人有十句等着他。
在事件的過程中，王銘銘的談話真正涉及事件本身的只有兩次，一次是在接受一位中央臺女記者採訪時，那是對此事的最早的採訪，那次他動了感情，一度語音哽咽。他說這件事“發生的背景比較複雜，現在還不能給大家解釋”。
再就是新浪文化頻道的主編侯小強採訪他時，他說了一句話，“但是我想那時候(出《想象的異邦》的1998年)，人類學還是一片空白。”假如這句話紀錄準確的話。
正如馬戎所說，王因此爲自己豎起一面新靶子，招來新一波的批評，來者紛紛以講述中國人類學發展的歷史來證明“空白”說之謬和王銘銘此人的妄自尊大。
在那之後，王似乎打定了主意要閉緊嘴巴。
刀光劍影
一位知名學者突然被指有這樣的劣跡，不啻是學術界的一次小型地震。
《社會科學報》是在2001年9月收到王曉生投稿的，到2002年1月10日文章見報，他們用了長達5個月的時間來覈對事實和組織學者評論。在程序上，他們已經做到了足夠嚴謹。儘管如此，某些評論依然被指主觀色彩過於濃厚。比如說復旦大學教授曹樹基的文章，箇中字句之衝動，就很容易讓人聯想起他以前和王銘銘學術論戰結下的私怨來。
一些殺伐之氣甚重的文字，令一些網友聞到了“絞肉機”和“屠宰場”的氣息。
而爲王銘銘說話的人，也難免犯同樣的毛病。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的4位博士生，1月14日爲此事向北京大學領導上書，希望不要對王銘銘求全責備，這封信提出了重要的一點：“學術批評應該全面、客觀、平和、公正，執一端而不計其餘的做法是不正常的。”但也許是“爲尊者諱”，這封信情真意切，對於“剽竊”之事卻輕輕帶過，而且言辭之中頗有懷疑揭發批評者“別有用心”的含義，因而在輿論上並不叫好。
曹樹基因此說：“所謂辯護，要指出我們對他的揭發、指責哪些是錯誤的，但他們是在這樣一個三段論的邏輯下爲之辯護——王銘銘是一個有傑出貢獻的學者，這樣的學者不可能抄襲，即便有抄襲也是輕微的或者是可以原諒的，所以，攻擊他的人、揭發他的人是卑鄙的，是別有用心的——這個僞邏輯是自言自語的阿Q似的自我安慰，所以我不覺得那是辯護。”
對於如何對待王銘銘本人，人們依然爭論不休。相當一部分人贊同對王不留情面的懲罰，儘管他們也承認王的學術貢獻，但認爲錯誤和成績是兩件事，不應放在一起談，如果以此爲理由放他一馬，則會助長學術界的剽竊之風。武漢大學哲學系的鄧曉芒教授就持這種觀點，“對待學術抄襲應該像對待盜版一樣，一旦發現就罰個傾家蕩產。”
而呼籲“保護王銘銘”的，以清華大學的郭於華和中央民族學院的張海洋兩位人類學者爲代表。這並不意味着對王在此事上的錯誤視而不見，他們也希望王能夠及早出來道歉，但更希望公衆能夠認清王銘銘的貢獻和錯誤的比例關係。他們並不希望看到王銘銘因此被中斷學術生命，那對於中國人類學會是一個重大損失。郭對王銘銘的評價相當之高，“中國的人類學研究在世界上有了一席之地，王銘銘功不可沒。”
而張海洋爲王銘銘在中國人類學中的位置做了一個定位。他說，中國以實地調查方式做相關研究的人類學會會員大約有上千人，在專業領域，也就是在各個大學和研究所從事這項工作的大約150—200人，真正有學術地位的，大約只有15—20個人，王就是其中之一。
現在這樣的聲音似乎越來越多了：“對王的判斷要功過分明，對他的錯誤要嚴肅批評；對他的成績要充分肯定。不能一批評，就懷疑人家別有用心，是把王教授一棍子打死；也不能一肯定，連錯誤都不認賬了。”
三個疑點
1月18日，社會學系2000級本科學生沒有見到本來應該監考的王銘銘，出現的是兩位博士生。
在那之前，這些本科生曾經商量以什麼樣的方式表達他們對於王銘銘的情感。“如果那天王老師出現了，我們一定會有所表示的，我們要讓他知道我們依然愛他，尊敬他。”學生梅鋒說，“大家都愛叫他‘銘銘’。在他的課堂上總是笑聲不斷，在我們眼中王老師可愛得就像一個大孩子。”
北京大學的4位博士生則形容王爲“誨人不倦，學識淵博，胸懷寬廣，乃是學生心目中的楷模”。
這個形象似乎和一個猥瑣的剽竊者不能疊加起來。
與王熟識的人大多沒有改變對他的看法，王銘銘在廈門大學的一位師弟藍達居，對王涉抄一事堅決不能相信。“在學術規範問題上……王銘銘師兄教給我最多，是他最早也最多地告訴我，搞研究寫文章要尊重他人的勞動，要注意註釋和說明。”
基於他對王銘銘人品的信任，他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假說：王大概是在以電腦寫文的過程中發生了失誤。藍的理由是，《想象的異邦》這本書，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矛盾之處，就是書名及前言都是一個散論的東西，但是作品的結構和編排卻又是教科書的樣式。
藍達居推測，也許王銘銘在與出版社“互動”的過程中，最終決定要把這個散論變成一本教科書性質的作品來出版。於是王把他自己翻譯的《當代人類學》的部分內容稍作修改編排了進去，結構編排是臨時改成的，而書名、前言、參考文獻卻早已編好。而因爲疏忽，王忘記了補充參考文獻，也忘記了修改前言，而這在電腦寫作時代，是個易犯的錯誤。
藍髮現的這個矛盾，曹樹基也注意到了，但曹則理解爲一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做法而予以冷嘲熱諷。
藍的說法當然不能說完全沒有可能性，但這種受真誠感情驅動而做的辯護缺乏證據，藍因此被認爲“太有想象力了”。這與對立面的“鐵證在手”是無法真正過招的。
而能夠對此矛盾做出解釋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施宏俊拒絕對王銘銘事件做任何評論。
另外，王銘銘的“抄襲動機”也是一個被公衆關心的話題。作爲一名著述甚豐的知名教授，他爲什麼要爲一本教科書式著作冒如此之大的風險？他需要這樣“錦上添花”嗎？
而且，另一讓人費解之處是，王銘銘居然抄襲自己親手翻譯的一本書，如果對此進行心理估測，這個人要麼是已經膽大到喪心病狂的程度，要麼就是太傻。這樣不經掩飾的盜竊對“學術警察”們簡直是“送貨上門”。將兩本書對照閱讀，人們就會發現，內容的重複部分根本不需要一個博士生，甚至連一箇中學生都可以看得出來。
只見幫派不見學術
有人懷疑，王銘銘事件之後還有複雜的背景，涉及到學術界的派系紛爭和人事紛爭。因此一種論調認爲，這並非一個普通的學術批評事件，而是一場蓄謀已久的“清場”，其目的是不把王銘銘趕出學術界不罷休。
最初強大的炮火攻勢引起了這種懷疑：因爲在1月10日報紙出版前，有兩個學術網站已經率先登出了稿子，甚至有對報紙評論的再評論。這種默契呼應編織了氣勢洶洶的火力網。
這種圍剿式的作風很是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一些聲音反而針對攻擊者而來，提醒大家警惕“學術批評家”的權力遊戲，看清某些學術警察的真面目，警惕企圖以傷害同行、擾亂學界爲手段來達到自己目的的“學棍”。
復旦大學教授曹樹基說，在報社發表文章之前，爲了矯正自己在文章中好有的衝動情緒，他把王曉生的文章和自己的評論發給朋友，請他們做出批評修正。“但是這個過程中有人可能又發給別人，甚至就把文章貼出去了，這是我沒想到也無法控制的。”
而首師大中文系博士生王曉生，一度也被人以爲是某一力量的馬前卒，疑點是，王不是這個專業的人，居然對這個專業的文獻如此熟悉。
王曉生對這樣的說法堅決否認，他說，自己並非這個領域的人，和所說的派系人士也根本不認識。他說，他自己向來有比較讀書的習慣，比如說福柯的《性史》，他就買了上海的版本和青海的版本對照看。如此，發現王銘銘的事是偶然也是必然。
《社會科學報》1月11日在北大校園有規模的散發也被認爲很奇怪。當天，在散發大約一個小時之後，保安制止了這一活動。但按照編輯段剛的說法，這次活動並非別有用心，而是報社自去年改版之後的例行活動，北大不過是其中一站。
陰謀論似乎證據不足，但卻可窺視學術界權力遊戲之一斑。“我認爲中國沒有形成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界，有的只是一些幫派，任何一個正常的事情都會看成是這幫和那幫之間的打鬥。”鄧曉芒說。
行內當然有不足爲外人道的陰暗的事情，張海洋不願多說：“這些事情就像描述強姦案一樣難以啓口。”
張還說：“盼着王銘銘倒掉的人肯定不止一個。”
但有陰謀也罷，無陰謀也罷，不可迴避的事實是，即使說“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王銘銘還是有其致命的錯誤之處，這無論如何都要由他自己承擔責任。
春種秋收還是拔苗助長？
王銘銘是打在北大臉上的一記耳光。
北京大學的惱火是可以想象的。2001年4月27日，北京大學召開的“樹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識”大會上，北大副校長何芳川言猶在耳：“北大人應有勇氣向社會作出莊嚴承諾：清除贗品，拒絕平庸。”
北京大學此次對於王銘銘事件的反應出奇地迅速，很快宣佈，王銘銘的學術職務基本已全部被撤消，其中包括北大民俗學研究中心主任、北大社會學系學術委員會委員、北大人類學教研室主任等職務。
此消息發佈出去之後，叫好者認爲處理得嚴肅及時，同時也有不少人提出疑問，學術處理應該有規範可循，何以北大因受到傳媒的壓力就匆忙做出決定？
後來，北京大學新聞中心有關官員又稱，北京大學學術委員會已對此事進行調查。不過，這種說法有些自我矛盾，既然學術委員會還沒有查清王銘銘的錯誤，爲什麼處理決定已經做出？
消息人士說，北京大學對王銘銘的處分其實是在去年11月份而不是在今年1月份做出的。處罰事因應該差不多。在事態被炒大之後，爲了面對大衆媒體的質詢，北大統一了口徑。因此，“北大迫於公衆壓力，對王進行懲罰措施”的說法不成立。
對王銘銘的處罰看來還沒有結束，據傳，他的教授職稱和博導資格也有可能不保。
北大清除“學術腐敗”的決心和力度固然可嘉，但北大在一定程度上也應付責任。
比如說，對於去年影響很大的那次“樹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識”大會，《史學月刊》編輯部副編審周祥森就曾經毫不客氣地評論，儘管言之鑿鑿，但“北大領導層的講話，浸透於其中的依然是學術的功利性，而且不乏浮躁的氣息”。
周尤其反感的是所謂“春種秋收”理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產品，不是工廠流水線上生產的產品，可以按照一定的標準或模式，保質保量按時完成，甚至大規模批量生產。它必須經過研究者相當的知識儲備、理論醞釀、方法論的創新等，才能生產出來。文科精品的生產尤其如此。4月份種下精品意識，指望幾個月後的秋天就能有‘最前沿的科研收穫’，這不顯然是操之過急嗎？”
郭於華就指出，在學術研究上非常有天分和素養的王銘銘教授被當作了學術明星，被擡到了很高的位置，所以他不得不試圖最大限度地作出努力來適應整個社會對他的評價。
“春種秋收”會不會導致“拔苗助長”？需要反思的大概不止北大一家。
在王銘銘事件之後，一些學者十分希望藉此機會建立學術規範的問題，以發揮他律和自律作用。“學術界必須着手組織人力，根據中國的國情和政府有關部門已經頒佈的一系列關於寫作、編輯和出版的政策法規和國家標準，同時參照國外的同類著作或手冊(如美國的《芝加哥手冊》)，編制一部系統的、嚴格的、可操作的關於學術論文、學術著作寫作、審閱、發表和編輯、出版的技術性學術規範手冊。”周祥森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