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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前，從四川到上海打工的肖先生一臉無奈地跟記者說：“第一次辦4證時，總共花掉了800多元錢，還得一年一換，很麻煩。而且，許多地方規定只要本地人。”
來自江蘇南通的民工季先生說：“1999年，剛到北京不久，有一天上街買東西，碰到了查證的。一起去的十幾個人，只有一人沒帶。結果，大家都被帶走了，怎麼解釋都沒用。”
他說，很多人都有這種經歷，有的甚至被遣返，更不用說管理人員隨意毀壞民工的證件。
對記者說起這些的時候，他們並沒有表示什麼憤怒。很多民工表示，碰到這樣的“不公正”待遇，大多數“忍忍算了”。即使忍不住，也只能跟同伴說說，因爲根本就沒有申訴的途徑。
從河南到北京打工的小常說，第一份工作在一家飯店，做了一個月，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到最後老闆卻對他說：“我的店都還沒賺錢呢！你向我要錢，我向誰要去？”
說起這些經歷，小常認爲“很平常的”，因爲剋扣身份證、討不着工錢反被打的事情許多人都經歷過。讓小常想不通的是：我只想找碗飯吃，可爲什麼這麼大個城市就容不下我呢？
可很多城裏人卻不這麼認爲。最普遍的觀點是：民工潮的衝擊太大了，讓流入的城市感覺“坐在炸藥包上”。比如，有數字說，北京市1995至1999年發生的刑事案件中，外來人口作案佔50％左右。於是就有許多人抱怨，“都是民工闖的禍”。
有專家評論說，基本權利尤其是基本的經濟權利無法保障，使民工處於城市生活的邊緣，無法形成正常市民應有的規範和法制觀念，也迫使他們站到了與城市對立的位置上。
“民工潮”對城市原有的社會秩序的確形成了挑戰：最直接地體現爲水電供應和公共交通等公共設施的緊張；其次，在農民工聚居的城市局部，必然會形成屬於他們自己的商品供應和生活服務系統，比如日用品供應、教育、醫療、公共電話、理髮、浴池等。可這些服務單位多被拒絕在城市規劃之外，處於無證和非法經營狀態，從而使外來人口聚居區的社會管理混亂無序。
對上述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研究員、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研究會副祕書長趙樹凱一言以蔽之：“重要原因，是城市準備不足。”
他認爲，城市本身的制度排斥、管理狀態上的計劃性無疑是農民進入城市的紅燈。比如，有些城市對打工者求職的種種限制，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對於政府來說，加大了管理難度；對農民來說，不僅是加大了經濟負擔，更是“侵犯了其就業自主權”。其實，自由流動是公民的權利，所以流動農民什麼證都不應該辦。
趙研究員在執筆的《秩序衝突與治道變革———關於農民流動管理的研究》的報告中指出：民工犯罪的起因，也往往是長期找不到工作或老闆拖欠工資，卻無處申訴，或申訴成本過高。
趙樹凱認爲，政府應該把管理的重點放到加強對農民的服務、提供必要的保護上面來，而不是過去那種以行政、經濟處罰爲主的方式，變消極的控制爲積極的參與。
他說，其實外來人口比城市居民更加追求秩序，所以碰到不公正的事情就會要求自己忍。他們只要求基本權益得到保證。
從市民的角度來說，則應該把民工當做鄰居來看待，根除“你外地人還想在這裏橫”的思想。即使雙方有衝突，也不應該單方面的限制外來人口的權利。
他甚至提出，提高民工素質，政府和媒體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們不能光教訓人，而要提供培訓和信息”。因爲，事實是，近幾年宏觀經濟形勢並不很好，“民工潮”的數量卻不減還增。看來，農民進城是不可阻擋的。
與他的觀點相印證的是：零點調查公司在中國11個省市抽樣調查的最新數據顯示，有兩成左右的農民進城打工。如果這個數據可靠的話，今年涌向各大中小城市尋求就業機會的農民將會過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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