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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核威脅，許多人在認識上一直存在兩個誤區，一是認爲核恐懼不會導致核戰爭；一是認爲核裁軍導致了核武器數量的削減，核威脅程度也隨之降低
●如何既形成全球核戰略均勢穩定，又不損害本國安全利益，這一問題難以解決。結果，核裁軍、核軍控談判搞了幾十年，核國家數量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呈現加速增多的勢頭
●當局部戰爭中越來越多地使用超級威力的炸彈和類核武器時，真正的核武器就有可能登場。其實，當美國爲了追求它一國的“零傷亡”，而在伊拉克、科索沃、阿富汗使用貧鈾彈、集束炸彈和熱壓彈時，已經把這種危險推到了眼前
美國媒體最近披露，美軍方將核打擊的矛頭直接指向7個國家，並計劃加緊開發小型戰區核武器，以增加核武器的可使用性。此論一出，全球譁然。此前，1月9日公佈的美《核戰略評估報告》，將核威懾對象由“單向威懾”轉爲“全向威懾”，2月14日美英聯合進行地下次臨界核試驗等。這一切不僅昭示美國背棄國際準則，頑固圖謀世界霸權，同時提醒人們：世界存在着觸發新的核危機的危險，忽略這種現實威脅，必將難有長久的和平。
核武器獨有的“恐懼邏輯”曾經維持了世界總體和平，但如果就此認爲核武器會始終處於“引而不發”的狀態，這值得懷疑
對於核威脅，許多人在認識上一直存在兩個誤區，一是認爲核恐懼不會導致核戰爭；一是認爲核裁軍導致了核武器數量的削減，核威脅程度也隨之降低。這種對核武器的持久恐懼和對核恐懼的奇特信任，來自兩個因素：原子核反應能量釋放出的破壞力，將使雙方成爲輸家；世界上有上萬件核武器，爆發核大戰必將毀掉人類文明，因而誰也不會成爲贏家。從某種程度上講，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總體和平，便是在這種獨特的恐懼邏輯中維持下來的。
物理上的核威力，心理上的核恐懼，曾成爲和平的平衡器與穩定劑，那麼在新世紀，核武器能否繼續發揮這種功能呢？答案很難確定，但有兩種發展趨勢不容置疑：
一、由於核武器的摧毀能力，使它繼續成爲核大國平衡21世紀安全戰略的首要工具。冷戰結束後，世界格局向一超多強的方向演變，核武器對大國的戰略保障作用並未降低。俄羅斯由於常規軍力的削弱，對核盾牌的力量更爲倚重；軍事實力相對較弱的中國，也不得不繼續將核武器作爲保衛國家的最後屏障；英國、法國則依然以其爲數不多的核彈頭來保證它們歐洲大國的象徵性地位；擁有最強大戰略核武庫的美國，更是以各式各樣的理由把核戰機器置於隨時發動的狀態。新世紀裏，世界局勢無論是緊張還是緩和，不論是和平還是動盪，核武器的戰略遏制作用依然不改。
二、核擴散現實的威脅，在一些國家中蔓延。同時，這種威脅也將越來越真實地來自於那些極端主義的個人、組織或團體。它們正在使現有基礎上的各種核禁令處於瓦解的邊緣。
國際社會歷經數十年艱難談判，終於在1995年使《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成爲永久性條約，全世界90％以上的國家於1996年簽署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可如今，這兩個被普遍視爲是整個世界安全基礎的條約，不是岌岌可危，便是進退兩難。核擴散不可避免和核國家越來越多這兩個現實，已經使未來的核安全係數大打折扣。而美國“針對能夠阻止非核武器進攻的目標”和所謂“軍事局勢發生劇變”情況下使用核武器的計劃，則幾乎等同於“鼓勵其它國家拋棄《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和《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所規定的義務”（聯合國副祕書長達納帕拉語）。
在這兩種趨勢中，又混雜着一系列無法迴避的重要因素，無情地困擾着新世紀的世界核安全格局。
首先，是否擁有核武器這種超常力量，對於任何一國來講都是攸關存亡的事情。核不擴散與核禁試條約簽訂的前提之一，就是核國家承諾不對無核國家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但在一些國家看來，將本國安危寄託於一紙承諾之上，顯然是在冒險。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等國家的作法，都表明條約並不能阻止某些國家進行核努力。正是由於核武器一直被當作是提高民族自豪感、保障國家安全和成爲大國的象徵，因此，是否擁有它，已成爲許多國家最隱祕最複雜的戰略癥結。根據有關國際分析，預計全球核國家的數量，將會在2025年左右擴大一倍。
其次，《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形成和生效，其中一個重要的前提是核技術的壟斷。但在科技迅速發展、資金和人才自由流動的時代，任何能增強國家安全的技術壟斷都難以長久維持。在21世紀，核技術對於一箇中等發展水平的國家而言，已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礙了。
再次，不斷更新的技術手段，完全可以使核武器研製過程中必不可少的試爆程序、試爆次數及試爆方式的影響降至最低。特別是新一代核武器的研製技術（例如，次臨界狀態核試驗，以及未來可能出現的利用反物質原理釋放巨大能量製造武器的技術等），可以無需進行傳統意義上的核爆試驗便可得到關鍵性結果，或者僅需一次試爆，便可能擁有過去多次試爆才達到的水平。而美國這樣的老牌核國家，則更無需實爆便可令自身的核能力成倍增長。同時，這也將使目前《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的監測、檢查與執行工作更加難以有效落實。
另外，個人和各種非政府的社會組織也會爲核技術的擴散帶來令人十分不安的現實威脅。核訛詐正在成爲形形色色的國際恐怖主義者的新手段。
隨軍事安全戰略和核技術的變化，核武器的可使用性，同時也會發生兩個方向的變化。一個是隨着制太空權爭奪的日趨激烈，擁有太空戰實力的國家，遲早會將核武器與外層空間軍力相結合。這將使核力量應用的靈活性、隱蔽性、突襲性和威懾力發生一種質變，由“確保同歸於盡”的戰略模式，向“確保單方面摧毀”的模式發展，也有了技術上的可能。二是戰略核武器、戰術核武器正在變得更小，操作更方便，價格便宜，便於貯運。各種介於常規武器和傳統核武器之間的低當量核彈，已經被當作“可使用”的微型核武器而成爲美國等國家新的核戰略內容之一，這標誌着核武器可使用性的門檻在一步步降低。與此同時，小當量核爆裝置落在恐怖分子手中的可能性也在迅速增加。
事實說明，核裁軍最多隻能形成一種危險中的相對平衡關係，並不是解決核問題的最終辦法
一般說來，解決核安全問題只有兩條出路：一是消除核武器，建立無核世界；一是繼續推動核裁軍，遏制核武器數量與技術的發展，並形成相對穩定的核平衡。
理想的狀態，是核國家儘快徹底銷燬核武庫，實現無核化世界。但這僅僅是個理想罷了。首先，它需要所有有核國家和無核國家，特別是核大國間，產生非同尋常的信任關係。而實現這種信任又談何容易？其次，即便核國家真的最終銷燬了核武器，誰又能保證其他國家不會在平時祕密準備，戰時迅速製造出核武器呢？
回到現實途徑上，核裁軍（包括限制發展反彈道導彈系統）似乎是惟一的選擇。並且，全世界幾乎都贊同，核裁軍進程應該是一個全面和不容逆轉的進程。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是要使每一個階段都讓有核國家總體核戰能力下降，同時又使各方核戰力量保有平衡態勢。國際社會雖然在經過漫長努力後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談判各方總是糾纏於兩個原則性問題：如何既形成全球核戰略均勢穩定，又不損害本國安全利益。結果，核裁軍、核軍控談判搞了幾十年，核國家數量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呈現加速增多的勢頭。同時，軍事技術的不斷進步，也給核裁軍談判增加了更復雜的因素。以至於任何一次核彈頭數字的削減，都會帶來核武器在打擊的準確性、機動性、隱蔽性、靈活性等諸多戰術技能方面的提高。即使美俄兩國在2010年內把各自的戰略核武器削減2/3以上，那麼也是以廢棄1972年達成的《反彈道導彈條約》和實現更有效的核威懾爲代價的。因此，核裁軍所能得到的，最多是一種危險中的相對平衡關係，它同樣不是解決問題的最終辦法。
誘發核戰爭的危險不僅存在且多種多樣，亟待喚醒人們的“核威脅”意識
展望21世紀，核技術的擴散、國家及極端勢力的核慾望的膨脹等，使各種各樣的核威脅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更令人擔憂。尤其美國“可使用的”核戰略的出籠，已經使全球核安全的天平在21世紀初期危險地傾斜。
在全球核戰略失衡與核擴散趨勢難以遏制的情況下，如果依舊認爲，因爲有了“互相毀滅”的核威懾，核戰爭就不會爆發，那我們便極可能鑄成大錯。
首先，誰也不能保證一個核國家在任何時候都不會使用核武器———核武器歸根結底是武器，是用來自衛和攻擊的。其次，只要核武器還具有極高的政治與軍事價值，那麼就不能假定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不會越來越多，更何況美國已經將核打擊的矛頭指向非核國家。這隻能誘使更多國家爲了自身安全而發展核技術，危險的概率也就相應增加了。其三，核武器誕生至今的歷史中（除美國對日本使用的那兩枚外），沒有爆發核戰的重要原因，是因爲敵對雙方都沒有絕對的把握一次性徹底消滅對方核力量。但在新技術幫助下，如果某國認爲其核打擊能力已提高到一次性消除敵方覈報復能力時，那麼，上述遏制核戰的重要因素就不存在了。這也正是美國所謂“絕對優勢”所要努力實現的目標。其四，當局部戰爭中越來越多地使用超級威力的炸彈和類核武器時，真正的核武器就有可能登場。其實，當美國爲了追求它一國的“零傷亡”，而在伊拉克、科索沃、阿富汗使用貧鈾彈、集束炸彈和熱壓彈時，已經把這種危險推到了眼前。其五，擁有極端主義思想的個人或組織，掌握新式小當量核爆裝置的可能性和運用它的可能性，都在直線上升。這不僅會引發比“9·11”事件更大範圍的恐怖主義事件，更可能以各種方式誘發國家間的核戰爭。
美國《原子彈科學家公告》雜誌於2月27日將一座象徵核戰爆發時間的“末日之鐘”的指針，從上次1998年設置的23時51分撥到了23時53分。這是冷戰結束後最接近象徵爆發核戰的午夜零時的時刻。應該說，新的核威脅，主要來自美國要“在必要時進行核武器作戰”，也來自於與此相關的其他“不可思議的狀況”。因此，如何實現21世紀的核安全，核大國應負起怎樣的責任與義務，國際社會應構築怎樣的核安全機制，已成爲全球軍事安全中不能再回避的首要難題。除非產生一種能夠壓制或化解核力量的武器或方法，使人類從核威脅下解脫出來，否則不能指望它會平靜地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特別是當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不再僅僅把核武器作爲一種威懾與訛詐的手段時，我們離核戰爭也就不再遙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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