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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賄賂案件中穿梭於行賄人與受賄人之間，爲其牽線搭橋、介紹賄賂的人，被稱爲“托兒”。浙江這個行當中的四個佼佼者，被新華社電訊戲稱爲四大腐敗“名托兒”。
這些“托兒”中有地痞流氓、商界老大，也有嬌色美女。除了大家早已熟悉的可以左 右瑞安市不少中層幹部調配、任用的“地下組織部長”陳時鬆，另一個比較典型的“名托兒”是“表姐”趙麗娟，她憑姿色招降了義烏市公安局長柳至多，成了公安局不上編制的“大姐大”，遊走於黑道白道之間，做着無本萬利的“生意”。
四大“名托兒”的“業績”，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幫助那些手握權力的人，把手中的權力資源屬性模糊了，甚至顛覆了。像原瑞安市委書記葉會巨之流的墮落，無異於人民政治資源的流失。他們手握的屬於人民的權力，沒有用來爲人民服務，而是方便了他們自己男盜女娼。在葉會巨們治下，連領導幹部的調配、任用都由地痞流氓說了算，連公安局長都成了地痞流氓，這個地方還能有多少正義？人們還能有多少安全感？現代社會，是尊重公民權利、政治權利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社會。但是葉會巨們的存在，只能成爲踐踏這些權利的因素。
浙江是中國市場經濟較發達的地方，也是一個經濟大省。早在2000年，浙江人均可支配收入就已居全國第四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居全國第三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國平均水平高約三分之一。人民生活的確好了，但人民生活水平提得再高再快，如果那一片土地上仍然存在着葉會巨們滋生的土壤，終究是非常遺憾的事情。
人均GDP增長當然爲我們社會的全面進步奠定了物質基礎，但如果像瀋陽市曾經出現過的那樣，“投上神聖的一票”竟選出了一個黑社會老大劉涌當人大代表，能說這個社會全面進步了嗎？現代化不僅僅是一個數字意義上的現代化，更應該是社會的全面現代化，不僅包含着技術理性的進步，更應該包含着價值理性的進步。我們相信，隨着中國人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和公民權利、政治權利之間的協調發展，隨着中國社會的全面進步，葉會巨們滋生的土壤會被逐步剷除，尤其是在那些市場經濟發達的地方，有條件做得更好。
四大“名托兒”的存在，告訴人們一個簡單的道理，那就是一個地方物質文明的進步，只是社會進步的一個方面，而不是全部。爲求得社會的全面進步，需要多層次的努力。比如，受人們關注的全國首次統一司法考試，就是一種切實的努力。
也許，這就是“名托兒”的“價值”———爲我們認識社會的進步，提供了鮮活的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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