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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高校，替人考試、代寫論文的學生被稱爲“槍手”，有些大學生十分樂意將此作爲“創收手段”。“槍手”成爲大學校園裏一種“新興職業”。
近日，記者來到黑龍江一所省屬高校，一名正在布告欄貼布告的學生不以爲然地說：“要找‘槍手’還不容易？隨便找個學生問問就行。”他說“槍手”的廣告一般廁所都能找到。愕然之下，記者搜尋了一些廁所，果然看到一張“尋找自考男槍手一名”的告示。
在哈爾濱一所師範院校，記者以僱主身份要找一名外語考試的“槍手”。一名姓王的學生主動請纓：“如果是成人高考，我們都行！”隨即，他給我們留下了手機號碼。
據介紹，許多“槍手”是老師和學生作爲中間人互相介紹的，一些碩士生導師也參與爲僱主介紹“槍手”。
一名女學生向我們點破了一個公開的祕密。她說家教中介也可以幫助聯繫“槍手”。這時記者才注意到校園裏張貼的許多“家教中介廣告”上，附有一條醒目的信息———“查詢其他信息請撥打電話……”。
記者撥通了一個63×××××的中介電話，一位自稱姓許的年輕女士簡單瞭解一下我們的需求後，記下了傳呼號碼。不到10分鐘，記者的傳呼就響了起來，許女士告之已物色到了“老槍”李某。這位李姓“老槍”自我介紹說：“我已經在北京工作了，現在在黑龍江省一所高校進修日語。我每年都替別人考試，大學四至六級英語、自學考試、成人高考等等，幾乎一次不落。”怕記者不相信，李某忙說：“你現在就可以找份模擬試題考一考我！”
記者又撥打了位於哈爾濱市繁華地段曼哈頓附近的一家中介機構的電話。接電話的人自稱是張老師。
記者：“我想考託福，得多少錢？”
張老師：“要四五千元，但替考託福的少一些，我幫你找一找再說。”
記者：“我還有個女朋友要考自學考試行不行？”
張老師：“這沒問題！我們這裏替考的學生非常多，針對什麼樣的考試，我們就有什麼專業的學生。”
電話裏，張老師還告訴記者如何做假證等等，並說要收中介費，每次收費是佣金的15%左右。
下午，我們換了一位記者以學生的身份，繼續撥打張老師的電話，張老師依然熱情地向記者介紹有關“槍手”的信息，最後把記者留下的信息登記在冊。
一名入道很深的“老槍”自白
黑龍江省屬一所比較知名高校的大四在校生，近日向記者談起了自己多年來做“槍手”的經歷和內心的真實感受：
說句實在話，我應該算是一名入道很深的“老槍”了，從初中三年級開始我就替別人考試。在讀大學的4年裏，當“槍手”的次數更加頻繁，先後參加過20多次各類考試。前兩天，我剛剛接了一份活兒，準備替一家公司的負責人蔘加2002年度同等學力申請碩士學位考試，已用那個人的名字填完報名表。我對成人高考、自學考試等各種各樣的考試十分熟悉，每次都能順利避險，高分過關，從未失過手，所以找我替考的人一直未斷。
做“槍手”的直接原因是可觀的經濟收入。我來自一個農民家庭，考上這所大學之後，每年僅學費一項就要交6000元，加上其他花銷，至少要上萬元，而一個農村家庭很難拿出這麼多的錢。我因此走上了“槍手”這條路，把自己的知識轉化爲“金錢”。
在這些考試中，風險越大，難度越大，得到的報酬也越多。我記得獲得報酬最多的一次是替別人參加“自學專升本”考試，考一科400元，我一共參加了15科考試，總共賺了6000元，一下子解決了一年的學費。單科考試獲利最多的是研究生班的結業考試，每科能掙2000元。此外，其他考試的大致情況是成人高考1000元，專升本考試1200元，職稱考試1500元……除了考試之外，還可以寫論文，每篇也有上百元的報酬。大學4年間，每當社會上各種考試相對集中的時候，也是我大顯身手的時候。我因此獲得總計21800元的收入，這使我能夠順利完成學業。
我們當“槍手”的總要面對一定的風險，開始的時候我還有點緊張、害怕，但每一次僱主都能把監考老師等有關人員打點好，我們都能順利過關，到後來就習以爲常了，有時還伴有一點點的驕傲和自豪，因爲這也是一種“能力”的體現。
一般來說，僱主找到了，價格談妥了，最關鍵的就是如何矇混過關。通常採用的辦法是做假身份證，除了照片是“槍手”的，身份證上其他信息都是僱主的，報名時交的也是“槍手”的照片。當然和所有考試一樣，考試時監考老師要檢查考生身份證照片、准考證照片和手裏的資料照片是否吻合，但3張照片其實都是“槍手”的，一般看不出漏洞。上考場前，一般僱主會教給我們緊急避險的措施，比如考場中某某是我們的人，一旦露餡兒應該找誰，應該怎麼說、怎麼做等等。在其他環節上，僱主會在相關部門事先打點好，比如將來如何將“槍手”考的成績換成僱主的，將“槍手”的照片換成僱主的照片從而取得畢業證書，那都是僱主自己的事了，我們做“槍手”的也從來不打聽。
2001年10月參加的中級經濟師考試是我替考經歷中最險的一次。考試中間，我覺得有個人影在桌前停下好半天，我知道那肯定是監考老師，嚇得大氣都不敢出。監考老師拿起桌上的准考證看了一會兒，又端詳了我很長時間，然後說：“同學，請站起來！”我心想這次肯定在劫難逃了！“你比較年輕，是在校學生吧。”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但接下來監考老師的話卻令我始料未及——“你趕快答，然後把答案抄一份給我！”走出考場之後，我立即上了來時乘坐的轎車，這時轎車裏的人已經準備好了手提電腦和手機，無線上網發送我謄寫的答案。
我算是幸運的，從未失過手，但也有一些“槍手”考場被抓，結果會很慘，甚至前程盡毀。所以我替考也講原則，絕不參加高考、研究生考試那樣風險大的考試，而首選社會上舉行的考試，比如成人高考、自學考試、職稱考試和黨政機關舉行的各類考試等，這些考試對“槍手”的需求量大，風險小，價錢也比較理想。
找我替考的有政府官員、大企業的領導幹部，還有一些小職員和自考學生，去年我經歷的那次最險的替考的僱主就是黑龍江省某廳局的一位官員，我已經爲他拿下了自學考試，前兩天又寫完了畢業論文，只等順利“畢業”了。這些人大都有着強大的人際關係網和經濟後盾，使他有精力、能力和財力支付這筆開銷。但出於這一“行”的規矩和“職業”道德，我不能也不願透露他們的名字。另外，他們在考試期間對我的照顧可以說是無微不至的。
“槍手”現在爲什麼這麼火？主要原因是各種文憑對一些人的升遷大有幫助。現在社會上各種考試氾濫，而有關部門管理上的漏洞也爲替考提供了可乘之機。考試過程本身沒有什麼漏洞，取得的文憑也被承認，關鍵是僱主要把“槍手”取得的成績變成自己的。許多人憑着過硬的人際關係和雄厚的經濟實力，打點好方方面面似乎不成問題。
作爲一名學生幹部和黨員，我對“注水”文憑深惡痛絕，但同時我也感謝他們給我的“幫助”。我深知自己的行爲嚴重破壞了考試的嚴肅性，深感自責，只是替考次數多了，我已麻木了，更何況我需要賺錢來維持學業。有時，我真的希望有關部門能夠管一管這件事，但面對這快捷的賺錢方式，我又不知道到底應該怎麼辦？有時，我也安慰自己，如果我不當“槍手”，別人同樣也會去當，我們班的很多同學都當過“槍手”，只不過是替考的次數不同罷了。
一名僱主談“成功”經驗
目前，高校有很多具有豐富考試經驗的學生正待價而沽———他們沒有錢但會考試，而適逢有些人有錢，但不會考試。於是沒錢的做了“槍手”，有錢的就成了僱主。
日前，記者找到了一名姓金的僱主，他在一年前花2000元僱傭了一名在校大學生，成功地考過了大學英語四級。
他說：“這件事並不是很複雜。首先找到一個願意替考的大學生，然後問他要來兩張身份證照片，去找那些做假證的人，做出一張假身份證。在領到准考證後，把‘槍手’的照片再覆蓋到我的照片上就可以了。最後，在考試前一天，帶着他去考場轉一圈，熟悉一下環境，幫他租個旅館，讓他休息好。第二天考試結束就算大功告成。”
“監考老師僅僅憑一張身份證和准考證來識別考生。只要兩證照片和考生是統一的，那就毫無問題了。”
僱主說：“我是通過朋友找的替考的大學生，有個朋友是外語系的，她幫我介紹了一個願意替考的朋友。也有人通過社會中介找槍手，但是不太保險。”
“其實，我這些辦法都算低級的，比我高明的多了。他們都有關係，你要有本事，搞定監考和巡考老師是最穩妥的方法。”
“我是工作後再來補考的。其實，我從事的工作根本就用不着外語，不懂外語，我也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好。但是，單位把大學四級看得太重，沒有還真不行，那就讓人去考一張。我想這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我覺得，這件事大家都可以看開的！學歷這個東西，其實也說明不了太大的問題。而且，這樣的事在社會上也不算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兒了，大家心照不宣。自己考不過，就找能過的人去考。”
“對學生而言，替考也是件小事。我問過他們，他們認爲能做‘槍手’不是件丟人事，考個試證明了自己的實力還能賺那麼多錢，挺風光的。考試對他們而言，很簡單；找個‘槍手’對我而言，也一樣簡單。何必把這件很簡單的事搞複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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