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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雖然結束，但歐洲議會一些議員的“冷戰思維”遠沒有放棄；他們中某些專吃政治飯的人就愛拿所謂的“西藏問題”、“臺灣問題”和中國“人權問題”做文章，以譁衆取寵；歐洲議會中當然不乏較爲客觀或對華友好的議員，但在當前不少西方輿論的強大壓力下，他們往往不敢仗義執言，怕惹上麻煩。
歐洲議會愛找中國的麻煩，這是近年常有的事。3月14日，歐洲議會曾通過決議，要求歐盟委員會及歐盟成員國支持臺灣作爲觀察員“加入”世界衛生組織。4月11日，歐洲議會在討論和通過歐盟委員會關於發展對華關係戰略文件時，又故伎重演。其決議雖然包括主張同中國發展關係的積極內容，但卻加上了所謂對臺灣和西藏等問題的意見，着實令臺灣當局高興了一陣子。歐洲議會的決議儘管對歐盟的對外政策制定沒有法律約束力，但我國外交部發言人和我人大有關部門還是對歐洲議會的舉動分別發表談話，表示了遺憾，表明了中國內政不容干涉的嚴正立場。
歐洲議會的作用何在
歐洲議會是歐盟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歐盟的監督和諮詢機構，其作用類似歐盟成員國的議會。歐洲議會每屆任期5年，議員可連選連任。本屆議會共有626名議員，由歐盟各成員國按比例經直接普選產生。
歐洲議會現由8個議會黨團和1個無黨派人士小組組成，代表了歐洲的各種政治派別力量，其中較大的黨團組織有人民黨黨團和社會黨黨團。在對華態度上較爲強硬的是自由黨黨團和綠黨黨團的一些議員。
歐洲議會的主要職責是審議歐盟委員會和歐洲理事會即首腦會議通過的各種政策決定，對歐盟委員會和歐洲理事會進行監督。同時，它還根據各黨團的要求，就歐盟及世界範圍內的各種問題做出決議，供歐盟委員會和歐洲理事會參考，試圖在歐洲理事會的決定中體現歐洲議會的意見。從歐盟的發展歷史看，《馬斯特裏赫特條約》後的歐洲議會在某些領域的立法職能有所加強。不過，在對外政策的制定方面，歐洲議會的作用限於諮詢與監督，其影響有限。
一位歐洲政治家曾經抱怨，參加歐盟會議太費精力，因爲與會者要在幾個會議地點之間長途奔波。歐盟委員會總部設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歐洲法院和歐洲審計院設在盧森堡，歐洲央行設在德國法蘭克福，再加上許多大大小小的專業機構，一切顯得非常分散。歐洲議會的會議設在法國的斯特拉斯堡，但歐洲議員多數時間還是在布魯塞爾，議會的黨團活動、各委員會的會議和議會特別全會都在布魯塞爾舉行。
歐洲議會反華調子較高
歐洲議會近年來通過了不少有關中國的各種決議，涉及所謂“西藏問題”、“臺灣問題”、中國“人權問題”。不僅如此，歐洲議會還分別在1988年和2001年兩次邀請達賴喇嘛到歐洲議會會見記者，發表講話，爲達賴分裂祖國的行徑提供講臺。歐洲議會去年還試圖邀請陳水扁去領取什麼“自由獎章”，只是由於法國堅持拒發籤證，陳水扁的斯特拉斯堡之行纔沒有實現。總之，在發展對華關係方面，歐洲議會常常和歐盟委員會、歐洲理事會的調子不一，不時炮製一些不友好的對華決議，甚至給歐盟委員會施加壓力。歐盟委員會的一些官員有時對此流露出不滿，但又常嘆無奈。歐洲議會是歐盟的監督組織，作爲執行機構的歐盟委員會對它確也奈何不得。在製造反華噪音方面，與歐盟各成員國議會相比，歐洲議會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歐洲議會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從大的方面講，冷戰雖然結束，但西方不少政客的“冷戰思維”遠沒有放棄，相反，在對中國這樣堅持走自己道路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反而有所強化。因此，他們對中國總是百般挑剔，用“雙重標準”和“有色眼鏡”去衡量與看待中國的一切。
其次，當前人權問題是南、北國家爭執的“熱點”之一，更是西方政客的時髦話題。一些專吃政治飯的歐洲議員們大做“人權”文章，譁衆取寵，而中國則成了他們攻擊的“天然目標”。
再次，歐洲議會中雖不乏較爲客觀或對華友好的議員，但在當前不少西方輿論的強大壓力下，他們往往不敢仗義執言，怕惹上麻煩。因此，歐洲議會之中，對華友好的聲音弱小，形不成氣候。反之，那些對中國懷有偏見、頑固反華的少數議員卻肆無忌憚，能量極大，活動積極，不斷在歐洲議會裏串聯造勢，成爲各種反華提案的始作俑者。另外，歐洲議會(包括許多西方國家)中可以接觸到的關於中國的各種信息主要來自海外分裂勢力和非政府組織以及西方媒體，大都是片面、負面甚至是黑白顛倒的，這些議員們很少能對中國有個客觀、全面的瞭解。加之，達賴集團和臺灣當局一直把歐洲議會作爲重點拉攏對象，還有議會中的反華骨幹推波助瀾，歐洲議會由此經常就“西藏問題”和“臺灣問題”做出反華決議。歐洲議會還曾允許一些“東突”分子在議會大廈舉行有關“東突”的研討會，爲他們提供從事反華活動的場所。
迪皮———歐洲議會的反華先鋒
歐洲議會中對華態度強硬的議員應該說爲數不多，但他們的能量卻很大。這些人分屬於自由黨、綠黨及人民黨等不同的議會黨團組織，他們相互配合，與歐洲的一些非政府組織聯合一道，製造反華噪音。其中反華最爲起勁的要數那個未加入任何黨團的奧利維耶·迪皮。
迪皮是比利時人，在意大利激進黨的名單下入選歐洲議會。此人激進偏執，是歐洲議會反華力量的急先鋒。他對中國的成見幾乎帶有某種病態的歇斯底里。見到反對中國政府的人，他就特別興奮，視爲“同一戰壕的戰友”。而遇到對華友好人士，他有時不顧歐洲議員的身份，惡語相向。此人人緣甚差，就是歐洲議會中的一些議員對他也頗有微詞。一位資深的西班牙議員就對記者講述過他與迪皮的一次交鋒。迪皮以歐洲議會中的“人權衛士”自居，嘲諷這位議員不敢站出來捍衛“人權”，他沒有想到這位議員曾是當年反對西班牙佛朗哥獨裁政權的老戰士，併爲爭取人權坐過牢。這位議員毫不客氣地對迪皮說，“在你沒有坐過牢之前，你沒有資格和我講人權。”迪皮討了個沒趣，兩人從此也不再往來。
迪皮的無理與頑固反華立場從一件事中可見一斑。我國外交官常請一些歐洲議員來使館做客，有一次迪皮也來了。
晚宴結束分手道別時，他全然不顧起碼的外交禮貌，對我外交官說，“別看你們今天請我吃飯，只要你們共產黨一天不倒，我就要和你們幹一天。”
出於這種根深蒂固的反華意識，迪皮對海外的“藏獨”、“疆獨”、“民運”或“法輪功”分子都不遺餘力地支持。他利用歐洲議員的身份，在歐洲議會組織各種分裂中國、詆譭中國的討論會，醞釀反華提案。他還參加過反華勢力的遊行示威，爲所有敵視中國的勢力撐腰，打氣，造勢。提起迪皮，歐洲的那些敵對勢力和分裂組織幾乎無人不知，視其爲“知音和支柱”。記者曾在歐洲議會舉行的支持“藏獨”會議上，看到迪皮和來自東、西歐支持“藏獨”組織的成員親切打招呼，彼此問候，一副老相識的樣子，可見迪皮介入歐洲反華組織之深。
決議不少，作用有限
歐洲議會動不動就通過反華提案，到底對歐盟的政策制定有多大影響？歐盟委員會的一位官員曾對記者表示，歐洲議會的議員有權發表各種意見，那裏代表了歐洲政壇的各種力量，但歐盟委員會和歐洲理事會作爲責任機構，制定政策時就不能憑着一時的衝動，而要全面考慮歐盟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以記者之見，在發展對華關係方面，說歐洲議會的有關決議毫無影響似顯絕對，如說對歐盟委員會和歐洲理事會在制定政策時的影響不大倒還恰如其分。多年來，歐洲議會一直在對歐盟委員會和歐洲理事會施加壓力，圖謀在諸如人權問題上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但歐盟委員會和歐洲理事會在發展對華關係方面還是採取了積極的態度，中歐雙邊的人權對話進展順利，雙邊關係的發展近年來更是積極且有成效的。
瞭解歐洲議會決議的通過程序也許會對判斷其決議的價值有所幫助。歐洲議會的很多決議都是由幾個議員發起，通過相關委員會的討論後就可拿到大會表決。除非重大問題，很多決議表決時議員常常缺席很多。用“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來形容一些歐洲議員對某些表決的態度並不過分，而過去很多涉及中國的決議就是這樣出籠的。與其說是歐洲議會的決議，不如說這些決議僅反映了部分議員的政治傾向。至於對這些靠吃政治飯生活的政客的言行是否值得看重，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西方政客歷來是不甘寂寞的。瞭解了這一特徵，對他們的一些立場和言論也就不必太當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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