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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被跟蹤並不感到突然
從去年初春開始，大陸4家媒體（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被允許派記者赴臺駐點採訪，每家每批兩人，每次停留一個月。至今，駐點記者總計已近100人次。當他們辦完複雜的手續，興奮地抵臺時，瞬間也進入了臺灣情報治安部門（臺灣稱之爲“情治”部門）的視野。在此後的一個月裏，大陸記者的身邊時常跟隨着“影子”。
新華社第一批駐點記者抵臺第二天，臺灣中天電視臺就播出情治人員跟蹤他們的新聞，還在電視畫面上圈出那個戴鴨舌帽的男子。我們赴臺之前，已聽到不少這類故事，因此對被跟蹤、監視，並不感到突然。駐點採訪是自1949年以來臺灣首次對大陸媒體的有限度解禁。大陸記者在臺灣生活、工作1個月，能接觸普通民衆，可出席臺當局許多機構的記者會，與各界人士交談，自然要被“特殊關照”了。
入境手續辦得特別慢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入境大廳里人頭攢動，我被歸類到“非臺灣居民、持護照者”的窗口前排隊，輪到我時，手續辦得特別慢。機場警員在電腦前撥弄了許久，遲遲不在我的證件上蓋章簽字，排在我後面的人頻呼倒黴。那名警員好像做不了主，又叫主管來看，兩人悄悄地說着什麼。大約花了平常七八個人通關的時間，“咔”的一聲，印章才蓋到我的入臺證上。我問：怎麼這麼久？答：電腦顯示慢。我想，可能這只是技術問題，也許就在我們等候的這段時間裏，臺灣的有關機構正進行內部作業。不管怎樣，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那種無形的、注視的目光。
臺灣當局規定，大陸記者申請赴臺駐點，要由臺灣一家新聞機構發邀請函並代辦在臺手續，記者需要提前提供個人簡歷、任職證明，還要填幾張表。入臺後，在大臺北地區採訪不需上報備案，離開臺北市和臺北縣，就要提前向有關部門傳真一份行程表，越詳細越好。傳真內容包括前往地點、事由、上午做什麼、下午做什麼、住宿酒店、被採訪對象的姓名與聯絡電話等。如果環島旅行一週，表格要填一大張。由於記者工作的靈活性、隨機性，不可能計劃得這麼詳盡，臨時有變動，要提前兩小時電話報備。兩個小時，給人的感覺就是爲了有時間安排“影子”跟上。如果不按規定報備，可能被“處罰”，一段時間內不得再申請入臺。
按常規，第一次入臺自然會被盯得比較緊。我的同行說，他去逛街，有人緊跟在幾米外；他去吃飯，有人站在飯館門口蹲守；他坐出租車外出採訪，對方便會通知同事在預定的採訪地點候着；他回到房間，有人就守在走道的拐角處。有時候，記者回酒店晚了，就有人把電話打到邀請記者的臺灣媒體詢問。邀請單位也不可能隨時知道大陸記者在哪裏，有時弄得很尷尬。
聽不少同行說，手機、房間電話被監聽是預料之中的事。出臺北幾天回來後，手提電腦的操作系統可能被弄亂。另外，記者懷疑酒店房間可能安裝了針孔攝像機。要知道，在偷拍成風的臺灣社會，這種小玩意對臺灣情治部門來說簡直就是“小兒科”。
跟蹤的人也覺得麻煩
緊也好，鬆也好，駐點記者被跟蹤看來是“必修課”。一天，一位臺灣薛姓朋友要盡一下地主之誼，邀我們去看風景。因爲遊覽地點在臺北以外，所以，我們事先向有關部門做了報備。次日早上，薛先生夫婦開車到臺北來接我們。上車3分鐘後，薛先生的手機就響了。對方詳細詢問車型、車號、車的顏色、下一站停在哪裏等。此後，在走高速路的一個多小時裏，每隔10分鐘，就有來電詢問我們的方位。粗略算一下，那天薛先生總共接了18個電話，對方也不管他當時正在高速公路上手握方向盤！這種頻繁問話的陣勢，換了普通人，可能早被嚇着了。到了旅遊點，薛先生的手機又響了。對方說我們可以停在不遠處的警察所門前，薛先生沒有理會。中午在一個鎮子上，對方連打幾個電話，問我們在哪家餐廳就餐。薛先生說：“要不要過來見個面，一起吃飯啊？”對方連忙說“不方便吧”。也許他們就在餐廳嘈雜的人羣中。我猛然感覺到，我們總是在明處，他們在暗處。
在薛先生家小坐時，又有人來電問我們幾點離開，坐什麼車，都談了些什麼。很有涵養的薛先生也不免有些煩了：“我們談論一些家常事，談到希望開放兩岸直航。你們在街上隨便問問，大家不都是這麼想的嗎？”對方無言以對，悻悻地掛斷電話。我們在旁邊聽了，覺得此行給薛先生添了不少麻煩。
覺得麻煩的，當然也包括跟蹤我們的人。例行公事，不得不爲，我們週末出行，他們就要加班。據說春節前夕，臺灣警員一個勁兒地問新聞界：大陸記者回不回去過年？當聽說大部分要回北京時，他們如釋重負，很高興春節終於可以休息了。
與臺灣“特務”聊天
一般大陸民衆對“特務”的印象主要來自影視作品和小說，通常其形象都是神祕而嚇人的。
我們赴臺灣採訪光明正大，心中坦然。面對面見到的“特務”，也只是基層警員，與常人無異。
某日，我們隨一個兩岸交流團到臺灣東部的花蓮臺東地區參觀，第一站是著名的佛教慈善機構“靜思精舍”。當時下着小雨，大家聚精會神地聽工作人員講解。我發現有3個陌生人在周圍走來走去，他們穿的夾克衫顏色不同，但衣領上都露出一點紅邊，是工作服，還是標記？其中兩個人跟交流團，一個跟記者。跟我們的那名中年漢子長得黑黑瘦瘦，顯得精明幹練。他不時從人羣中探過頭來，看我在筆記本上記什麼。我照相，他就在遠處悄悄照我。我看他，他就裝着做其他事；我轉過臉，他又看着我，目光始終避免正面接觸。第二天遊覽太魯閣峽谷，他們開兩部車跟着。我們走，他們走；我們停，他們也停在不遠處。如果外人不加留意，還會以爲我們是同路的旅伴呢。在小鎮用過午餐後，我們告別交流團，準備繼續採訪。等車時不見了那位老兄，我們還以爲他跟丟了。見時間還早，我們走進一泰雅族酋長的房屋，裏面是一個小博物館。我們邊欣賞，邊採訪酋長一家。這時，那名中年漢子推門而入，假裝看文物，實則豎起耳朵聽我們在講些什麼。在與酋長友好交談的氛圍中，我招呼他過來一起喝茶，他顯然很驚愕，沒想到我們會先開口說話。我從簡單的交談中得知，他是當地警察，“上面”傳來記者的資料，派他來跟。我明確地告訴他我們下一段的行程，並問：你繼續跟還是打電話與下一站交接？他只是笑笑，“啊”了兩聲，沒說什麼。後來看電視新聞我才知道，陳水扁當時正在東部空軍基地視察。
時時提防有人設“套”
我們到臺北以外的縣市採訪，酒店都是早已預訂的。旅途上，酒店的人員會不厭其煩地來幾次電話，確認我們的抵達時間、車次。這一方面說明酒店服務周到，同時也可能是受人之託來問話的，我們也都如實相告。有一次，我們到臺北以外的縣採訪，進了酒店房間，忽然發現有人留下的公文包等財物。我們趕緊叫來服務員，併到櫃檯辦理換房手續。究竟怎麼回事，我至今也沒弄明白，只是想起有報道說，先前赴臺的駐點記者在島內常會遇到一些身份不明的人。一位大陸記者就曾遇到有人提出要加入中國共產黨，並自稱在臺灣海軍某部工作，要求這位記者代爲聯絡。駐點記者對於這種與自己工作無關的事情，自然不予理會，但得時時提防有人設“套”。
一天，我正在酒店房間寫稿，門縫中突然塞進一個大信封，是一沓剪報，內容都是抨擊臺當局的。送剪報的人附信說：“我們是一羣關注兩岸關係的人士。你們來臺駐點，都在人家的跟蹤中，根本瞭解不到內幕情況，而我們知道的比較多，你們應該與我們聯繫。不知道你們住的房間，希望電話聯絡。”我們覺得沒必要和他們聯繫，心想，送信人既然不知房號，這封信是怎樣送進來的？更何況我們來臺駐點，只報道島內公開的動態新聞，報道臺灣民衆的生活、風土人情以及兩岸交流等，對所謂的“內幕、祕聞”之類沒有興趣。
或許一年來的實踐表明，大陸記者表現中規中矩，臺灣方面跟蹤不出什麼結果，後來赴臺的記者被跟蹤的感覺就不像剛開始那麼強烈了。到臺北以外的縣市採訪，只要報備，有關部門直接給記者打一兩個電話，詢問一下行程也就行了。畢竟，我們是循正規渠道入臺的，有臺灣的邀請單位、批准機構，進行正常的採訪活動有人“跟”，似乎也有照顧我們安全的含義。“情治”一詞，就是情報和治安的統稱嘛。一位新華社記者的話頗有道理。他說：“萬一有極端‘臺獨’分子想找大陸記者滋事，這些‘保鏢’應該不會袖手旁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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