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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身上就剩下兩塊二毛錢了，和十幾年前從家裏出來找活路的時候差不多。十幾年，生活好象來了個輪迴。我不知道明天的晚餐在哪裏。”
在春城５月明媚的陽光下，３６歲的肖羣武從兜裏掏出一張兩元和一張兩角的人民幣攤在記者面前，褶皺的紙幣蜷縮着，讓人有一種憋屈的窒悶。他狠狠地吸了口煙，除了右腿渾身都在顫抖——他的右褲管裏是個冰冷的假肢。
肖羣武不是昆明人，如果不是１９８８年的那場意外，他也許不會離開老家江西萍鄉。
１９８８年的一天，飛馳的火車將肖羣武的整條右腿吞噬，２２歲的生命突然殘缺。接受不了殘酷現實的肖羣武幾次想自殺，都被看護他的父親及時制止。抱着一夜之間白髮蒼蒼的父親失聲痛哭，想着病倒在牀上的母親，肖羣武終於決定還是繼續活下去。
但家庭的貧困卻讓他很難在家裏呆下去。１９８９年上半年，肖羣武決定到外面去闖闖，躺在病牀上的母親含着淚對他說：“出去也好。出去找條活路。”這也是肖羣武聽到的母親最後的一句話，他走後不久，心力交瘁的母親就撒手離世。
帶着家裏僅有的一塊多現金，肖羣武便拄着單拐、空着一個褲管走出了故鄉。最初的幾個月，茫然的肖羣武碰到了很多熱心人：列車上的乘務員、飯店的顧客、普通居民、做小買賣的商人甚至收破爛的。“那時候，人們都很自然地來幫助我，悲憫也好、善施也好，雖然大家那時候都不是很富有，但卻對我這個殘疾人報有很溫暖的人情，這種人情幾乎都是發自內心的真情。”
肖羣武先到了天津，然後又沿河北、湖北等南下。這期間，爲了生存，肖羣武什麼都幹過，撿垃圾、打短工……１９９０年，他漂泊到了最終成爲他第二故鄉的雲南。“之所以到雲南就不再走，主要是當時雲南碰到的好人多。９０年我先到的是文山，撿中藥材‘三七’的根去賣。當地種藥材的百姓對我這個外鄉人很好、隨便我撿，沒幾天我就收集了十幾斤三七根，我拿着它們到藥材收購部去賣。店的經理看我是個殘疾人，二話沒說就全部收下了，給的價錢幾乎是正材的價，我一下就賣了近２０００塊錢！”
有了這帶着濃濃人情味的２０００塊錢，肖羣武到了昆明，開始兜售字畫。“字畫還是我在天津認識的一位河北正定的商人提供的，他給我提供畫甚至不要押金，說賣出去再算錢，除了本錢剩下的都歸我。”在無數好心人的幫助下，肖羣武在昆明的大觀樓附近擁有了一個固定攤位，並在市區租了一間房子，逐漸穩定地開始做起字畫生意。
飄蕩多年的肖羣武終於在昆明站住了腳，結婚、生子……迎來了生活的陽春季節。“那時候，作爲殘疾人我感到了極大的滿足，因爲我完全依靠自己的付出在收穫，因爲周圍中國百姓中積澱的厚厚的人情味。我沒有寄生社會，我對社會還是有用的。”
但這一切在１９９９年發生了改變。這一年昆明市清撤了大觀樓裏的經營攤點，肖羣武無奈終止了他的字畫商生涯。一年後，有關部門把其他人的攤點歸還使用的同時卻對肖羣武的攤位“恕不奉還”，沒有給出任何理由！突然失去生活來源的肖羣武，頻繁找有關部門反映問題卻始終未果。
“現在的人比十幾年前有錢多了，但原來瀰漫在生活中的濃濃人情味卻稀薄了、慢慢找不到了！我現在出去，無論走路、推銷東西，遭遇的白眼、冷遇越來越多，很多地方甚至不讓我進去。我爲攤點的問題找過很多人，卻發現人家都很冷漠。我不知道，現在的人們是怎麼了？！他們怎麼那麼陌生？！”
分手時，肖羣武突然問了個問題：“咱們國家有多少共產黨員？”
“６０００多萬吧。”
他擡頭眯着眼看着太陽，“咱們國家殘疾人也正好是６０００多萬呢。你說如果一對一的話，會怎麼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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