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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毛里求斯當地時間晚上9點多鐘，近千名寧波籍中國勞工開始從他們勞作的工廠向位於路易港的中國駐毛里求斯大使館進發，他們一直走到天亮。
3月14日，又有數百名勞工加入了這個行列。於是，一場罕見的中國在外勞工大規模罷工拉開了序幕。
罷工的直接導火索是兩名寧波奉化籍女工的死亡。王玉飛和裘能娟，同是來自奉化裘村鎮，這兩個出國前身體健康的女工，在一天之內的相繼死去，幾乎讓所有的人都感到一種難以名狀的恐慌。罷工，還是死亡，這是一個不容再繼續想下去的問題。
時至今日，已經有三批工人、將近三百人先後回到祖國。“剛一下飛機，我的眼淚就下來了，我想我再也不會回到那個像奴隸一樣生活的地方去了。”一位女工這樣對記者說。
日前本報記者赴奉化對從毛里求斯回國的部分勞工進行採訪。
■對勞工來說合同就是張廢紙
在毛里求斯打工的中國工人中，以奉化人爲多，而在奉化人中，又以裘村鎮爲最。裘村鎮離奉化縣城大約有40多公里，儘管記者去的時候煙雨迷濛，但車行處，湖波盪漾，蒼翠之色盡在眼前。
在見到回國的勞工之前，記者首先遇到了裘村鎮衛生所的老黃。老黃是個熱心人，他說這些工人實在太苦了，“我在這裏見得多了，許多人去之前身體很好的，可是回來後不是這個病就是那個病。”除非是嚴重的病痛出現，否則這些在外勞工都是到老黃那裏去看病。
老黃把記者領到了裘海家。裘海和他妻子徐芳4月底剛從毛里求斯回來，徐芳還差兩個月就到三年的合同期了，但她還是聽從丈夫的話回國了，“那不是人過的日子。”裘海的鄰居崔曉是個健談的女人,她也有着在毛里求斯打工的慘痛經歷。她拿着份合同說，資方“永新公司”的合同完全就沒有兌現，“對於我們來講，這就是一張廢紙。”
■一個月的工資只能買4斤青菜
合同上寫着，工人每天工作8小時，每小時9.05盧比，超過8小時的，以每小時18.15盧比翻倍計算。“如果真是這樣算的話，我們一個月至少可以拿到幾千盧比。”而事實上，在永新公司上班的中國勞工沒有一個人能拿到這個水準。“我們每天至少做14個小時，從早上6點多就開工，除掉中午吃飯那點時間，一直要做到晚上10點多鐘，甚至11點。”工人們這樣累死累活地幹上一個月，卻只能拿到200到300盧比，有的人只能拿到100多盧比。在毛里求斯，30盧比相當於1美元，100多盧比能幹什麼呢？“就是買最起碼的生活用品也買不起。青菜也只能買到4斤。”
但是勞工們不敢吱聲。因爲在他們和永新公司所籤的合同裏，寫着“違反合同中任何條款”或“不遵守甲方（永新公司）紀律、規章制度”的，將自己承擔回國機票費，並歸還甲方自己從中國來毛島的機票費。而且，如果他們被廠方遣送回國的話，他們還將損失自己交給中介公司——寧波國際合作公司的押金。“誰都害怕被遣送，那樣的話，豈不是白做一場。”所以，沉默成爲他們無奈的選擇。
■住宿的地方就像一個大“集裝箱”
崔曉對記者說，他們的午飯通常是沒菜吃的，“所謂菜，就是一大鍋的鹹菜湯或榨菜湯，說得不好聽點，真和咱們餵豬的東西差不多。有時，每人20多粒花生米就是中午菜了。”
廠方讓工人吃飯的時間只有20分鐘，吃完飯得趕緊回工作臺，即使上廁所也是一路小跑。晚上11點，好不容易把這該死的一天過完，想去洗個溫水澡吧，那簡直是癡心妄想——等待着工人的永遠是冰涼的龍頭和冰涼的水。而且尤爲糟糕的是男女工的淋浴龍頭各只有10個，想想數百名工人等着那僅有的幾隻龍頭的噴灑，那是一種怎樣的場面啊。“大家都想搶着先洗，有時候就會發生爭執。”徐芳告訴記者。
把一身沖涼之後，通常已經過了零點，工人們開始走進房間睡覺。他們習慣把自己住的地方叫“集裝箱”，因爲，在一個大廳子裏，就是以木板和布簾簡單分隔一下，相互之間的聲音都聽得一清二楚，每個隔開的小間住六到八人，都是上下鋪那樣睡着。許多人都是夫妻倆一起去毛島打工的，也只好在衆目睽睽之下擠在一張牀上。在這樣的“集裝箱”裏，多數工人都有窒息感，“沒有電扇，電扇是安在走道里的，住的地方卻沒有。”
■一天內有兩名工人死去
忍耐隨着兩位同胞的離去而終於告一段落。
3月12日早晨，裘村鎮的王玉飛去世。王玉飛在前一天出現腳抽筋、頭暈目眩的症狀，在她的一再哀求下，廠方把她送到了黑人醫院——黑人醫院是公立醫院，不用病人掏錢，但是醫療條件有限。有工友提出照顧王玉飛，但是沒有得到廠方許可。有了解情況的人說，直到王玉飛去世，也沒有人在她病牀邊上。
令許多人吃驚的是，僅僅過了10多小時，和王玉飛同村、做同一工種的裘能娟也去世了。崔曉和裘能娟是中學同學，她說裘是個埋頭做事的人，在她死前一個月，她就有不適的感覺，可是當她請求領隊（即寧波國際合作公司派去照顧勞工生活的人）餘衛帶她去看病時，餘衛數次給她的回答是，沒有時間。
最後實在無法忍受，裘能娟由一起打工的哥哥裘開定陪同，去當地華人醫院診治。由於沒錢，她只是借了1600盧比打了一瓶點滴就匆匆離開醫院，這瓶點滴對於她孱弱的身體幾乎沒有效果，3月12日晚，她在回國的期待中靜靜離開人世。
在裘能娟的家中，記者見到了她的父親和哥哥裘開定。裘的父親一直低頭抽菸，他不可能想到，女兒的淘金路竟變成一條不歸路。兩人的死亡診斷書沒人看見，包括她們的親屬。儘管永新公司說是肺炎、腦溢血，工人們絲毫不認同。“她們是累死的。”崔曉說。
■“如果不回國，我也會死掉”
王玉飛和裘能娟的死，使她們的好友卓霞變得精神恍惚。在離裘村鎮大約10里路的鬆嶴鎮，記者找到了卓霞和她丈夫陳平。卓霞目前已恢復正常，陳平說，“她在罷工的那一天，忽然神智不清，口中總說夢見了裘能娟，即使是我走到她跟前，她也不認識。”
陳平當機立斷，決定帶妻子回國。一開始，沒有人同意讓卓霞登機，機組人員害怕有什麼閃失。在陳平的一再請求下終於登機。到了中轉地香港，港方機組人員同樣不答應讓一個思維出現混亂的人乘飛機，又是陳平的一番話打動了他們。下了飛機，陳平立刻把老婆送進了醫院。
卓霞對記者說，“如果不回國，我也會死掉。”
■和勞務公司打官司贏的可能性很小
在千餘名工人默默地悼念完自己的姐妹後，他們開始了爲期一週的罷工。他們的要求再簡單不過：減輕工作負擔，按照合同支付薪酬。有些工人提出立刻回國。
據勞工向記者介紹，最後爲解決罷工起了決定性作用的是永新公司的美方客戶，由於永新公司的美方客戶都是世界知名的牛仔褲品牌公司，當他們提出如果永新公司繼續這樣壓迫勞工，將與之斷絕合作關係時，一向傲氣的永新公司爲了繼續做生意，只好選擇順從。隨後，工人提出的正當要求基本被滿足。
寧波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俞德鵬說，從這起中國勞工海外罷工事件看，外出勞工的權益保障問題亟待重視。“勞工和勞務輸出公司籤的合同應該是格式合同，但現在這類合同卻沒有人來管，這樣勞務輸出公司往往是以贏利爲目的，而忽略工人的權益。工人本身文化程度較低，所以幾乎都是處於弱勢地位。而一旦出現糾紛，勞工要和勞務公司打官司的話，那麼贏的可能性也很小，因爲他們大多有政府背景。”“但是就目前這一問題的受重視程度，以及其法律保障方面看，”俞德鵬對記者說，“要想較快地使這一問題得到解決還比較困難。”
■目前的願望是能討回在寧波國際合作公司的押金
裘村鎮的人告訴記者，他們村在七八年前就有人到毛里求斯去打工，做的工作都是製衣行業，因爲奉化地區一向有製衣的傳統。從寧波到奉化20多公里的路上，記者就看到多家制衣廠，這其中就有著名品牌“羅蒙”西服的總部。本來，這些去毛島的熟練工人如果在本地製衣廠工作，一個月也能掙七八百元，但他們還是覺得在國外能掙得更多。“我們想，吃上三年苦，可以掙上五六萬人民幣，還是值的。我們這裏有句話：去了大不了後悔三年，不去後悔一輩子。”崔曉說。
先前，並不是沒人聽說過永新公司的惡劣做法，但是當出國掙錢的想法佔據了主導位置的時候，那種即將來臨的非人折磨就變得無足輕重了。
等待永新公司最終解決勞務糾紛的日子看上去遙遙無期，對於那些有幸回到祖國的工人們來說，目前他們最迫切的願望就是能夠討回在寧波國際合作公司的那筆押金。（應被採訪者要求，文中人物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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