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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出版的6月17日的美國《商業週刊》刊登了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院長傑弗裏·E·加滕的一篇文章，《當一切都是中國製造的時候》。
文章說，幾個月來，英特爾公司宣佈在上海投資1億美元，組裝奔騰4處理器；戴爾公司把它的PC機生產廠從吉隆坡遷往廈門……一些公司正在把生產廠遷往中國。中國是接受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它在20世紀90年代末每年得到外資約400億美元。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意味着這一數字還將進一步提高。“中國正在成爲製造業的超級大國，這一發展似乎勢不可擋。”作者認爲，一旦全球經濟把中國當作工業生產的生命線，戰爭、恐怖主義、社會動盪、甚至自然災害帶來的供應中斷，都將使世界經濟難以承受。
加滕想表達的意思是清楚的。那就是，不能提高中國的生產能力，讓中國成爲“世界工廠”是危險的！他抱怨美國的國家安全機構只注意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威脅，沒有任何國家或國際安全組織在關注複雜的全球供應系統。他主張華盛頓應該調整稅收和關稅政策，鼓勵跨國公司將工廠建在“離家門口更近”的地方。
加滕的“宏論”，至少在以下方面是站不住的。首先是對“世界工廠”作用的認識。他認爲，一旦中國成爲“世界工廠”，出於種種原因導致的供應中斷，都會使世界經濟難以承受。從世界經濟發展史看，“世界工廠”以往有過，現在也依然存在。在18、19世紀工業革命期間，英國製造業在全世界的比重曾高達19.9%，它生產了全世界53%的鐵，50%的煤，被稱爲“世界工廠”。戰後，德國和日本創造了一系列經濟奇蹟，德國生產的汽車和工業設備，日本生產的照相機和電子產品，迄今在世界市場上獨佔鰲頭。無論是昔日的“英國造”，還是今天的“德國造”“日本造”，都沒有給世界經濟帶來“難以承受”的災難。相反，正是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專業化分工，使企業的生產成本降低。照相機、汽車等以往的奢侈品，如今進入了普通百姓的家庭，最終受益的是消費者。
其次是對中國製造業能力的錯誤判斷。文章說，中國正在成爲“製造業的超級大國”。實際情況是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1999年全球製造業的產值是9萬多億美元，中國的貢獻是約5000億美元(含建築業)，只佔5%多一點，而美、日的比重則分別超過20%和15%。另一個事實是，中國工業品雖產量大，但品種少，檔次低。如中國的鋼產量早已是世界第一，但主要產品是低檔次的建築用材，IT行業和汽車行業用的高檔板材仍需大量進口。2000年，中國進口鋼鐵達97億美元，出口只有40億美元。再細看一下，2001年進入世界500強企業排名的中國企業有11家，但其中沒有一家屬於真正的製造業。中國的200強外貿企業，74%的出口值是通過加工貿易方式實現的，許多大型出口企業只是“世界工廠”的一個加工車間。可見，中國距“製造業的超級大國”還有相當大的距離，決非一蹴而就。
第三、生產專業化，物流跨國化，是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必然。就連加滕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優勢很多”：工資水平只及墨西哥的1／3；在教育方面的大量投入，吸引着外國公司；中國的大批生產廠家和分銷商創造了一個其他國家無法相比的生產環境；中國巨大的國內市場的吸引力……這一切使人們對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尋求利潤的投資者“無可厚非”。既然如此，他的前述“宏論”豈不多餘。
其實，仔細看看近年來少數美國“學者”、“專家”發表的關於中國的種種奇談怪論就不難明白，不管是“中國威脅論”的炮製者，還是“中國崩潰論”的倡導者，他們的基本特徵就是不願摒棄冷戰思維，習慣戴着意識形態的眼鏡，要麼以偏概全，要麼隨意誇大，就是不願正視中國大地正在發生的變化和事實。加滕提出的“中國造危險論”同樣屬於這一範疇。到頭來，只能被歷史的車輪碾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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