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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延文，就是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意思。三十年前的５月２３日清晨，一個小生命和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樂曲一起，新鮮地降臨人間．曾在延安抗大工作六年的父親，給我起了這樣一個毫無女性色彩的名字。當我成熟之後，多次爲自己能與如此輝煌的日子結下生命之緣，感到由衷的幸福。
生活是複雜的，在實際創作中，各種難以預料的坎坷、人爲的壓抑與挫折，常常使我感到難以承擔的靈魂之重，甚至抱怨自己爲什麼沒有像別人那樣選擇一條時尚的捷徑。然而，當再一次學習“講話”後，我慶幸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
我個人以爲，如果說，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回答了“文藝爲什麼人”的問題，那麼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則回答了新世紀文藝的發展方向問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中闡述的“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反映了民族整體文化素質的提高，具有相當濃厚的現實意義。“講話”具有穿透性的精神力量，導引了超越得失的詩化人生．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文學之舟向精神境界的兩次遠航——她並非逝去的風景，而是風光正好，不斷創生着震撼人心的精神感動。
在文學領域，我首先是從文藝理論研究和文學評論起步的，但創作的衝動卻似乎鬱積了很久。經過幾年的奮鬥，我完成了長篇小說《臺灣風雲》，其間獲得了許多文學前輩師友無私的幫助和鼓勵，並在去年獲得了第八屆“五個一工程獎”。同名的二十五集電視文學劇本及中學生讀本，也產生了較好的社會效益。
正是從這種艱苦而有興味的創作經歷中，我認識到，“講話”提倡的現實主義文藝精神並沒有蒼老。無論怎樣的艱難，只要有艱辛的付出，只要保證作品的含金量，就會得到社會的認可；嚴肅的文藝作品永遠不會被遺忘．這種文化的血脈，與民族本身一樣源遠流長，生生不息．這種文化象徵，既有悲劇的美感，也有堅硬的骨骼。它不是什麼神話敘事，而是在大地上生長的民族精神本身。我感到，自己的作品彷彿蔥蘢大樹上一株鮮綠的葉片，不斷吸取着大地的血脈與營養，通過光合作用遍佈全身，然後才能催生出精神的蓓蕾。
《臺灣風雲》出版後，引來了我未曾想像的回聲。我感到一種信任，一種職責，一種從未有過的沉重感。這是我在創作之初沒有想到，也不敢想像的。很快，我再次沉入寫作狀態。
我是１９７２年出生的，可以說是典型的“７０年代”。我以爲，過分強調這代人的文化沙漠化，誇張地展示“７０年代人”對物慾和肉慾的崇拜，只能形成對一代人的遮蔽與誤讀。年輕一代作家要珍惜傳統，構築正常的文化精神。今天的青年作家，必須首先是文化傳統的傳承者。先進的社會文化，必然呼喚豐饒的精神綠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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