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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一些富豪爲何不交個人所得稅？”今天，中科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回答本報記者提問時說：“這些富豪會認爲，公司是我的，公司已經納稅了，我個人爲什麼還要納？”
這位學者今天在“中日政企學北京論壇”上分析：“表面看，是納稅人的觀念錯了；往深裏分析，說明我們的稅收徵管方面有問題。”
稅制專家錢晟則進一步說：“這個問題已經不是稅務部門獨自能夠解決的事了，它牽涉到分配渠道等社會系統工程。”
胡鞍鋼今天證實，上週國務院總理問策會上，專家也向總理提出了關於個人所得稅的問題。
最近，“富豪爲何不交個稅”成了新聞熱點。媒體說，有國家領導人也對此提出質疑：稅務部門調查了去年美國《亞洲華爾街日報》評出的“中國十大富豪”，結果幾乎沒有人交個人所得稅。原因是，公司是他們自己的，個人拿的工資都在企業稅前列支了。
胡鞍鋼說：“越富的人越不交稅，這不正常。依法納稅，對所有人是公平的，談不上殺富濟貧。”
個人財富和納稅數額對不上
“的確，有些人的納稅額和個人財富對不上，已經是一個大家心知肚明的問題。”今晚，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錢晟對記者說，“有人號稱‘億萬富姐’，可一查她納的稅，簡直太少了。”這位稅制專家分析，對一些私營企業主來說，家人買瓶洗髮水都能在企業報賬；自己家裏的東西，都算做可以折舊的企業固定資產。而那些善於資本運營的人物，往往也有實業，他們家裏和企業資產不分。這樣，稅務機關知道往往也沒辦法。”
如何區分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一位稅務官員對本報記者說：“目前徵收上沒那麼較真兒。如果企業是自己的，繳了企業所得稅的老闆，往往不繳個人所得稅。”
記者問：“哪種方法稅額更高？”這位官員說：“不一定，要具體分析。”
一些制度的缺失是這個問題產生的原因。錢晟教授說，比如財產申報制，在中國變成了一個廉政制度，目前只有處級幹部填報。而在國外，幾乎所有公民都要申報財產，這是納稅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越富的人納稅越少
錢晟教授曾說過，“現狀是，個人所得稅，管住了工薪階層，管不住新生貴族”。
胡鞍鋼援引國內外的數據說，我國繳納個人所得稅的人羣中，排第一位的是工薪階層；排第二位的是在中國的外國人；第三才是私營企業主、個體戶等。
他分析的結論是，當前我國每個農民的稅負要高於城裏人。城市每人平均年稅費約爲37元，而農村每人約爲90元。
城市裏，低收入者的稅負要高於高收入者。我國稅法中，收入越多納稅越多的“累進制”，在最高收入人羣面前變成了“累退制”。我國最高收入戶的稅負，差不多世界最低。
胡鞍鋼認爲，這表明個人所得稅在解決收入分配不平等方面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
納稅還是不透明
胡鞍鋼，這位曾在美國耶魯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的學者說：“在美國，歌星傑克遜繳了多少稅，老百姓都知道。在中國，老百姓也知道歌星毛阿敏曾栽在稅上，但她納稅的數字誰也說不清。”
錢晟教授說：“我們每個人納了多少稅，好像自己也說不清。納稅情況的模糊，使納稅人沒有意識到，納稅多是一個人成功的標誌，是對社會的貢獻。所以纔有這樣的現象，有些人這邊給災區捐款，那邊又在偷稅。這說明我們對人的評價體系裏，沒有加上納稅的因素。爲什麼不能每年公佈個人所得稅的納稅大戶？這和見義勇爲、捐助學校一樣，是非常光榮的事情。”
胡鞍鋼說：“公衆人物首先要依法納稅，並且，應該主動公佈自己的納稅情況。這是他們作爲公衆人 物的成本。”
錢晟教授則認爲：“如果社會真正樹立了納稅光榮的氛圍，公衆人物會非常樂於公佈自己的納稅情況，包括政治家。”
個稅：一個企業一次補交1000萬
“我的一個朋友最近急着趕回香港，就是爲了繳個人所得稅；而我的太太在北京每月都要去地稅局一趟。”胡鞍鋼說。
他認爲，現行的徵稅辦法有問題。
國際上通用的做法是每月代扣制，年度統一覈算。而中國是月徵稅，再加上稅收服務上的欠缺，交易成本過高。而且，目前懲罰力度不夠，致使偷漏稅現象相當普遍。
有消息爲證，某地一家高科技企業的員工被查處有認股權，稅務部門追繳個人所得稅，居然高達上千萬元！
教授稅法很多年的錢晟說：“中國個稅法誕生22年了，當前，無論納稅人數還是納稅額，情況都有了很大變化。可是，稅務機關的徵管觀念和手段都沒有跟上。”
她認爲，個稅法的修改“牽一髮而動全身”，比如財產申報制和它背後的財產評估制度等，都是稅務機關“生命中不能承擔之重”。
胡鞍鋼認爲，在許多徵稅辦法上，我們可以借鑑國際上的經驗。提高服務，減少手續，培育稅務代理等中介機構。“個人所得稅的問題成爲熱點，恰恰說明了中國正走在建立依法納稅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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