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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古巴的關塔那摩灣是美軍關押“基地”組織恐怖分子的地方，這裏總共囚禁了來自39個國家的564位囚犯。他們中有通緝犯、政治犯，也有本國的犯罪分子，他們的來歷各不相同，背景各有迥異，但在關塔那摩灣，他們卻不得不面臨“平等”的境遇--無權聘請辯護律師爲自己申訴，也無權享受《日內瓦條約》和《美國憲法》的相關條例。這些囚犯都無一例外地被貼上了“恐怖分子”的標籤，正如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在關塔那摩營竣工儀式上所說的那樣：“這裏關押着的是地球上最危險、最邪惡、最訓練有素的殺手。”然而事實並非像外界想像的那樣簡單，《新聞週刊》記者經過一番明察暗訪揭開了一羣無辜阿拉伯人在關塔那摩的惡夢。
一路顛沛流離志願者變爲階下囚
在關塔那摩基地關押着五名特殊的科威特人，他們的家庭背景和個人職業並不複雜，一位是拍賣師，五個孩子的父親；一位在科威特內政部任職；還有一位是教師，自1996年以來就一直利用暑假在非洲和巴基斯坦從事慈善事業。從任何一方面來看，他們都難以與恐怖分子相牽連，在科威特的恐怖黑名單上，這五人也沒有被登記在案，那麼，究竟是什麼讓他們來到關塔那摩--這個完全不屬於他們的地方？
28歲的阿卜杜拉·卡穆爾向記者講述了這段驚心動魄的漂泊經歷。9·11恐怖事件發生後，美國立刻開始醞釀針對塔利班和“基地”組織的反恐戰爭，在這期間，各類關於阿富汗難民的報道紛紛見諸報端，這些報道深深打動了在科威特電力公司工作的卡穆爾，他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年輕人，也是一位堅定的慈善事業支持者。幾乎沒有經過任何考慮，卡穆爾立即決定利用假期前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幫助那些因爲戰爭而流離失所的難民。
十月，卡穆爾被困於阿富汗邊境；十二月，他與其他四位科威特慈善志願者來到托拉博拉山區，疲憊不堪的五人決定暫時借宿在當地一位巴基斯坦部族首領馬拉克家裏。一開始，他們還受到了熱情款待，可是好景不長，馬拉克是一位見利忘義的僞君子，爲了得到一筆數量可觀的賞金，他竟毫不猶豫地將這五位科威特人交給了當地政府，並謊稱他們是塔利班逃犯。這幫無辜的志願者轉眼之間變成了揹負罪惡的階下囚，他們被關進了附近的阿利扎伊監獄。
三天後，他們被轉往另一所監獄，在轉獄間隙，他們把事先準備好的一封寫給科威特駐巴勒斯坦大使館的書信交給了一位曾對他們表露出同情之心的監獄看守，然而，這位看守和另一位看過這封信的記者卻沒有勇氣把信交給監獄長官。《新聞週刊》記者在採訪過程中無意間得到了該信的複印件。信中這樣寫道，“我們是以志願者的身份來到阿富汗的，但幾經波折卻未與科威特駐巴使館取得聯繫……由於阿巴邊境部署了大量軍隊，我們根本無法進入巴基斯坦，於是來到了托拉博拉山區。”“三天來我們在監獄裏受到了非人的虐待，希望你們能夠儘快給我們答覆。”
美軍不講理囚犯家屬怒火中燒
今年二月，五人中的四人被轉移到位於古巴的關塔那摩灣美軍基地，關押在X-光營內；五月，另一位科威特人也被運送到這裏，他被關在剛剛建成的Delta營地。
就在這期間，其中一位名叫阿爾·沙馬利的科威特人開始加入絕食運動的隊列。他在給父親的家書中寫到，“我已經27天未曾進食，4天沒有喝水，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爲無法忍受這裏的非人生活。”他希望父親照顧好自己的孩子並且“爭取讓這些信息在科威特媒體上爆光，讓大多數人瞭解事件的真相”。
爲了解救無辜的親人，這些科威特在押犯的家屬們紛紛聯合起來，譴責美國政府的非人道主義舉動，他們與華盛頓Shearman &Sterling律師事務所簽訂了長期合同，還與一家公關諮詢公司合作，向外界揭露發生在關塔那摩內的真相。
目前，在這五位被拘禁的科威特籍嫌犯中，只有奧馬爾·拉賈巴接受了美軍的詳細審訊，拉賈巴在南聯盟波斯尼亞的一家慈善機構工作，美國在阿富汗的反恐戰爭打響時，他正在阿富汗參與人道主義救援。囚犯家屬對這樣的詳細審訊表示歡迎，但是五角大樓卻認爲這並不是把他們帶到關塔那摩的真正目的。“我們有理由相信每一個在關塔那摩的囚犯都是有罪的，他們都是戰犯。”一位美國國防部高級官員對記者說道。
然而，美國這種所謂的審訊僅僅侷限於囚犯本身，他們根本就沒有核查過這些人在國內的真實情況，所以，這樣缺乏證據的審訊僅僅是形式上的過場而已，更別談企圖從中掌握什麼重要情報了。
最新的消息稱，美國開始允許一些外國代表進駐關塔那摩，由他們親自審訊本國囚犯。科威特政府也正在積極申請進入基地，雖然還未得到美方批准，但是，我們期待着這羣無辜的受害者能夠儘快回到自己的祖國，結束在關塔那摩的惡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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