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駐吉爾吉斯斯坦使館一等祕書王建平於6月29日晚在吉國首都比什凱克遇害之事發生後,國內和國際反響都很激烈。遇害者與槍手的特殊身份暗示着這起事件會有複雜的背景。
隨後吉警方逮捕了3名涉嫌槍殺王建平的嫌疑犯,吉國內務部公佈的信息顯示,疑兇具有明顯的“東突”背景。但吉國國安局局長伊曼庫洛夫卻表示,與王建平同車的中國籍維吾爾族商人烏馬爾纔是槍殺的真正目標,王建平是商務糾紛中的意外受害者,該謀殺沒有任何政治動機。
所以,吉國表示,嫌疑犯不會移交給中國,而是在比什凱克受審。
目前吉國還沒有公佈案件調查的具體過程及相關證據,但就已有信息來看,王建平純屬意外遇害之說,存有不少的疑點。
最令人懷疑這個案件有複雜背景的事實是嫌疑犯的身份。已經被捕的嫌疑犯埃爾金(YakubErkin)是中國維吾爾族人,爲“東突”組織“自由土耳其斯坦”的成員,這個組織經常策劃並實施恐怖襲擊;而另一名嫌疑犯卡拉(MustafaKaray)也是中國維吾爾族人,曾經在中國因刑事犯罪而遭通緝,此人後來在車臣和塔利班時期的阿富汗受過恐怖主義訓練,現在持的是土耳其護照。
而據說被懷疑是兇殺策劃者的哈爾孫·哈利爾,其國籍雖然還沒有被證實,但他在被捕後立即供認不諱的舉動,有悖常情,令人生疑。更何況吉國的報道指出,哈利爾與烏馬爾之間關係不錯,並無跡象表明他僱人槍殺後者而殃及王建平。
另一個令人懷疑的地方是槍殺的方式。按照常理來論,如果是單純的刑事仇殺,無論是策劃者,還是行兇者(何況其中還有接受過恐怖主義訓練的人),都應該選擇儘可能不暴露自己的方式。但事實卻是,兇手是在吉爾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凱克最繁華的市中心———高爾基大街與潘菲洛夫大街的交口處———槍殺目標的,選擇的時間是當地時間晚上8時,這在當地是交通高峯時間,天色尚未暗下來。這樣的行事方式反倒好像是要儘可能擴大事件的影響,同恐怖主義行動的一貫手法與特徵一致。
第三個方面,烏馬爾在自己的私車裏以商人身份遭受殺害,似乎能夠表明這起案件並無政治色彩。但事實上,從歷史事件來看,“東突”分子恐怖行爲的目標並不僅僅限於中國政府官員或者漢人,還包括同中國政府關係良好的維吾爾族人。而烏馬爾正好是這樣一名同中國使館關係密切的商人———甚至被當地人稱爲“大使”。烏馬爾雖然已經在吉國取得長期居留權,但仍然是中國國籍。而與烏馬爾關係很好的王建平,在使館的工作職責是:將非法滯留在吉國的中國人遣返回國。
王建平乃至烏馬爾的工作都很可能被“東突”組織視爲妨礙了自己的利益,所以並不能排除這樣的一種可能:選擇兩人在同一輛車中的時機殺害他們,纔是兇手的真正目的。
在案件剛剛發生後,吉國一名內務部官員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時說,槍殺王建平案件,可能是一起政治陰謀。另一名吉國內務部官員葉格姆別爾季耶夫也說,沒有排除這是“東突”分子爲再次試圖吸引外界注意而做的可能。但在經過短短數天的調查後就得出“刑事案件”的結論,顯然並沒有對其他的可能進行充分的論證否定。
如果這是一起政治性恐怖案件,吉國在處理過程中就無法避免地要涉及到國家外交、國際法甚至“上海合作組織”的相關規定;而如果按照刑事案件來處理,程序將相對比較簡單,吉方可以基本依照本國的法律在國內辦理此案,無需將人犯引渡給中方,更重要的是,吉國可以因此而避過國內複雜而微妙的民族問題。
吉爾吉斯斯坦是一個擁有437萬人口的國家,80個民族,吉爾吉斯族佔全國人口的52.4%,維吾爾族人約爲4.8萬,另外其境內還有近2萬的中國維吾爾族人。更重要的是,由於歷史的原因,維吾爾族是一個跨國界的多國民族,除了在中國和吉爾吉斯斯坦之外,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周邊國家中也有爲數不少的維吾爾族人。這樣一個民族環境,使得吉國在處理相關問題上比較謹慎,能夠少惹“麻煩”便少惹“麻煩”。
吉爾吉斯斯坦境內還有許多恐怖組織。這起兇殺案如果被定爲恐怖性案件,吉國就要受到不小的外交壓力來解決國內的恐怖組織問題,並且日後發生類似事件都將使吉國在這個問題上處於被動。而將事件定爲刑事案件,則可以使之至少在這個問題上緩上一步。
正是因爲這一案件還存在不少疑點和複雜的考慮,中國政府針對吉國的結論,保留自己的意見。對於任何國家來講,外交使節在國外被殺都是一件非常嚴重的政治事件,除了要吸取教訓加強使館人員的保安工作外,更需要所駐國政府積極打擊恐怖主義與犯罪。
目前,吉國還沒有“反恐怖法”,在對付恐怖組織和活動問題上,留有缺口。但吉爾吉斯斯坦是“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對於其國內的恐怖主義組織,必須要加強取締措施和打擊力度。即便如吉方所說的,王建平遇害案是刑事案,但兇手是恐怖分子已經確鑿無疑。按照“上海合作組織”的有關協議,吉國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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