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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李夫夫婦在孫犁家與孫犁合影 |
正在醫院病牀輸液，忽聽電話鈴響，編輯部通知我：孫犁同志今晨6點鐘逝世了。“嗡”地一下子，我從感情上難以承受這一突如其來的噩耗，立即陷入無限悲慟的深淵。稍事鎮靜後，我掙扎着更衣，直奔孫犁靈堂……
我和孫犁，相處半個多世紀，是有緣分的。這個緣分，不僅僅是我們在戰火中一塊兒隨軍進城，在報社同事40餘年；也不僅在於他是當代文豪，令人高山仰止，而我素以賢敬之，以師尊之；也不僅在於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所共同經歷的歷史，我們倆相處之特殊機緣，而在於在這三個“不僅”發生的過程中，不知道怎麼趕前滯後，陰差陽錯，結成了近鄰。
那是在20世紀50年代初，孫犁住在多倫道編輯部後二樓一間木廊陋室裏。此房東、西、南三面有窗，玻璃門朝西開，冬天灌風，夏日西曬溽熱難忍。他就在這間簡陋斗室，創作了著名的抗日小說《風雲初記》和其它若干名篇，風靡全國，廣爲流行。當時我剛過二十，是個初出茅廬的小記者。可是，我非常喜愛孫犁的作品，尤其他那來自羣衆的爐火純青的語言，淳樸、簡練而優美，讀起來是一種美的享受。從那時起，我寫新聞通訊或報告文學，遣詞用字，努力學習孫犁的語言風格。說句後話：在下不才，畫虎卻成貓。到了1951年，孫犁因家眷由農村老家遷津，就搬走了。報社把那間小屋騰給我，作爲結婚住房。我成了家。
就在這一年，孫犁嚴重失眠。我奉總編輯之命，陪他邀一中心醫院院長、內科專家劉紹武看病。但他寡言不語。經過仔細診查，劉紹武大夫把我叫到一邊說：“沒有器質性病變，需從精神方面慢慢加以調養。會好！”然後，問孫犁：“最近，你有什麼不順心的事嗎？或者，着急生氣了嗎？”孫犁只答了8個字：“爲家裏事，着了點急。”劉紹武大夫講了些療養意見，孫犁不久就到青島海邊養病去了。這是我第一次和孫犁打交道。雖然失眠症沒有馬上治好，但孫犁對此事永記不忘，20年過後，多次向人提及。
1964年春，我和方紀、遠千里隨周揚在天津南郊北閘口鄉一個村蹲點，調查研究；孫犁正到北閘口鄉另一個叫呂坨子的村體驗生活。一天傍晚，在村外散步，我遙指呂坨子村，對周揚他們說：“你看那個村，孫犁每天那兒去，深入生活。”周揚驚訝說：“噢，多年沒見他了，找一天我去看看孫犁。”他們是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魯藝建立的友誼。幾日後，我陪周揚到多倫道報社宿舍，看望了孫犁。
哪料到在十年“文革”動亂中，我們同遭厄運。孫犁被打成“周揚文藝黑線包庇和重用的黑作家”(見造反派出的《造反有理》報)，我被打成“文藝黑線祖師爺周揚的黑祕書”(見：同上)。我們一度隨同報社、廣播電視局數十“牛鬼蛇神”一塊兒，被關在北郊新聞“五·七”幹校一個大“牛棚”裏，除幹雜活外，負責餵養99頭(菜)牛。
孫犁高風亮節，著作等身。他，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二者不可分。但是，我最欽佩的，是他的人品。
孫犁雖然篤信政治決定文藝，但他從不趨炎附勢，違背良心，編造虛僞作品，所以他的作品，經得起時間與歷史的考驗。即使在“文革”颶飆中，狂犬吠日，叫得那麼厲害，除了污衊謾罵之外，沒有一張大字報，沒有一篇大批判發言，駁倒孫犁的文章。孫犁本人也沒作過一次“認罪”或“檢討”。造反派開了那麼多大大小小批鬥會，都白白費了力氣。記得在一次批鬥會上，見一個漢子唸了一段“最高指示”後，橫眉豎眼地指着孫犁的鼻子，厲聲喊：“孫犁，你老實交代：怎麼用小說反黨！”孫犁拉長臉，眨了眨眼，不說話。問急了，他反問道：“××，你看過我的小說嗎？你說說我哪篇小說反黨？哪兒反黨？”問得那人啞口無言，不吭聲了。在那種囂張場合，哪出現過這樣大義凜然的反攻？我暗中稱道：“好！魯迅的骨氣！”當時流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句話，可是用不到孫犁身上。正如他在《孫犁文集·自序》裏說過的：“文章和作者，自有客觀的尺寸與分量，別人的吹捧或貶抑，不能增減其分毫。”
當時管我們“牛鬼蛇神”的小個子隊長好打人。一次，我把他叫到沒人的地方，暗暗提醒他說：“打誰，你也不能打孫犁！……”還沒等我把話說完，他瞪大眼睛說：“孫犁，孫犁怎麼啦？李夫你老實呆着！”因爲在上世紀50年代，我當報社人事科長時，曾幫他解決過婚姻問題，所以我勸他說：“我是爲你好。要不然，你真打了孫犁，說不定有朝一日，他會把你寫進他的書裏，那可是白紙黑字啊，就把你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了。”他問：“什麼柱？”我說：“恥辱柱。”他問：“那會怎樣？”我說：“就會像秦檜一樣，遺臭萬年！後代人多會兒看了，多會兒罵你。”這個傢伙一聽，發火了，說：“李夫，你好大膽子！想復辟呀！”我說：“復辟不復闢，咱先不談。反正，聖人到什麼時候，也是聖人。”他朝地猛吐了一口唾沫，說：“呸！狗屁！”我說：“聽不聽，由你。但應該明白：糟踏聖人，不會有好下場。”他吼道：“你罵人？！”嘴硬是嘴硬，但他一直沒敢打過孫犁。這是事實。
1968年底，天寒地凍，特別冷。一天，讓我們爲“革命羣衆”修自行車棚，最後把地夯實，好放車。我和孫犁用一個木夯。我倆都穿一身破棉褲棉襖，腰間扎着一根繩子，頭戴耷拉耳朵的棉帽子，面對面佝僂着身子，兩手各自攥着方夯四角上的木柄，面無表情地，吃力地把夯擡起來，復又把夯砸下去，一個坑，一個坑，排着夯……孫犁說閒話，小聲問我：“××，是學嘛的？”砸了一夯，我答：“別看他長得那個模樣，還是念清華化工系的哩！”砸了一夯，孫犁說：“什麼系？”我說：“化工。”砸了一夯，孫犁說：“不會吧？”我說：“沒錯。就因爲他是學化工的，一解放，就讓他跑塘沽化工廠嘛。”孫犁說：“清華沒有他那個系。”我說有，他說無，我們倆爭持了好幾個來回。我最後說：“怎麼沒有呢？人家就是從清華到解放區去的嘛！”孫犁笑了笑，問：“清華有他念的大腿系？”一聽，我恍然大悟。隨之，我們倆不約而同地仰臉哈哈大笑起來。別人在旁問：“你倆笑嘛？”我說：“保密！”在孫犁眼裏，耿直正派是君子，趨炎附勢、奴顏媚骨、阿諛奉承是小人，包括“抱大腿”，巴結領導。當然這是後話：數年之後，有一次這位同志到我家去，臨走出我家門時，正好碰見孫犁坐在窗前小板凳上乘涼。他立正站着，畢恭畢敬地點頭向孫犁問好：“孫犁同志，您好！”冷漠呆滯的孫犁卻把頭一扭，擡起身來，進屋去了。這就是孫犁的性格。
在“牛棚”時，我的結髮妻子去世了。因爲孫犁是“重點”，週日不準進市回家。一次週末晚上，他光着腳，從通鋪上邁到我的鋪位，悄悄對我說：“你回去，打聽打聽我老伴死了沒有？”孫犁老伴是位目不識丁的農村婦女，對他體貼入微是有名的。我說：“怎麼會呢？”孫犁說：“你不知道，我來的時候，她病得已經夠嗆了。”第二天，我回來告訴他：家裏平安沒事。但，自古人生誰無死，過了不久，作爲孫犁第二個文學語言源泉的童年原配夫人果然不幸病逝了，孫犁好不悲傷。
後來落實政策，我和孫犁都分在報社文藝組工作。
1972年，公家把孫犁原來的住處——1919年吳鼎昌蓋的蘇州園林式別墅北房一分爲四。西頭兩間還給了孫犁，緊挨他的兩間分配給我，使我第二次在孫犁住過的房子裏結婚，安了家。從此，我和孫犁成了一牆相隔、兩窗並排而門相對的鄰居。後來，書法家王學仲聽說，便寫了一副對聯，稱：
“楊震辭金甘抱朴
孫犁著作懶爲官”
並在旁白寫道：“李夫同志結孟鄰有作家孫犁者，予深慕其爲人。蓋邇年，文藝家不事著作角逐選場，以博一文藝頭銜，爭官風氣日熾。因撰爲斯聯以頌賢者，然而彌文日盛，非吾之力所可丕變頹風也。”
孫犁有三個女兒和一個兒子，都已成家另過，惟他一人在此深居簡出，過着平靜如鏡的生活。他歷來鄙視仕途，遠離官場，與世無爭，惟勤讀書勤著作。“文革”以前，他在家寫作，是不上班的；落實政策以後，領導上讓他天天上班編輯稿件。一次聊天，他告訴我：“我最怵頭過馬路了。一看見車水馬龍，快速來來往往，我就眼暈，兩腿發顫。”我知道孫犁缺乏城市生活經驗，不會打電話，不會買東西，不知道哪裏有娛樂場所，所以我就把他上班的困難，報告給報社革委會主任。主任說：“那就別讓孫犁來上班了。”就這樣，他又恢復了過去幾十年的生活常態：向來不出門。雖然，他在全國在地方有許多社會職務，包括作協主席、人民代表等等，但他從來不去參加有關會議。他既不上街購物，也不訪親問友，完全過着一種自我封閉式的生活。與之鄰居16年，在我的記憶裏，除到報社上班之外，他只出過五次門：
一次，我、石堅、魯思陪孫犁去北京看望魏巍和田間。那一次，我們仨敲了他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竹槓”，在西總布衚衕川府大飯店吃了頓炸鍋巴，花了八塊錢。
一次，“幹部解放”後，周揚爲了向受過他牽連的同志致歉和慰問，來天津時看望過孫犁。在我建議與陪同下，孫犁和方紀一起到市第一招待所，禮節性回訪過周揚。
一次，1972年他回過一次安平東遼城老家。
一次，在十年動亂時，一位市委副書記指名會見孫犁。在報社革委會主任陪同下，他到了那裏，徐庶進曹營，一言未發。在回來的車上，主任急了，說：“老孫呀，你怎麼見了書記，一句話都不說啊？”孫犁聽了，沒說話。主任哪懂孫犁的心！
一次，市裏讓孫犁幫助京劇團修改反映白洋澱抗日鬥爭題材的現代京劇《蘆花澱》，他隨該劇編導去過一趟白洋澱，所謂體驗生活。最後，他在270字的稿紙上，用核桃大的字，寫了兩頁提綱意見。
在撥亂反正後，有一次中央點名幾位全國著名的作家，到北京開座談會，其中有孫犁，而且規定不得請假。市裏讓我動員孫犁，一定參加。我對他說：“這回可不是一般的會，只幾個人，不去可不好交代啊。”孫犁總算答應了，但他提出需帶鄒明同往照顧他。請示北京，北京同意了。我以爲一切安排妥當，便去值夜班了。萬萬沒有料到，第二天中午，我睡覺醒來，一看他正在窗前修剪豆角菜架呢。“哎呀，孫犁同志你怎麼沒去呢？”他回答我說：“早晨，我有點頭暈。沒去了。”
但是，在文學事業上，他兢兢業業，非常勤奮。他最值錢的家產，就是那浩如煙海的書。在“文革”初期，把他的書籍全部抄走了；落實政策後，大部分書丟失了，把許多值錢但沒有人要的線裝書發還給他。他每天像鐘錶那樣規律那樣準確地在書海里度過。或者臨窗寫作，累了，出來在窗前坐一會兒，或者踮腳活動活動，或者擺弄擺弄花草，然後又回屋勞作。尤其令人看重他的是，他在全國聯繫很多青年作者和青年文學愛好者，在培養青年文學人才方面樹立了楷模。
孫犁雖然身居都市，但卻過着類似農村的樸素生活。從前論級別的時候，市委第一書記屬八級幹部，孫犁級別是九級。但是，他家沒有電話，沒有沙發，沒有任何現代設備。改革開放以後，他只有一個不帶耳塞的半導體收音機。這是他家唯一的現代化。我多次勸他買臺電視機，他說：“那玩藝兒太吵。”我勸他安個空調，他說：“咱這房這麼高(足有4米)，冬暖，夏涼，還用得着空調？”我說：“你一人生活，太需要個冰箱了。”這回，他動了心。隔了些日子，問我買什麼牌的好。我說：“買進口的。”可是過了一年多，也沒買來冰箱。我問何故，他說：“我天天粗茶淡飯，五穀雜糧，我又不吃剩飯，有啥要冷凍的。”結果，還是吹了。
因爲孫犁性格內向，沉默寡言，有很多人以爲此人大智若愚，甚爲孤僻，其實不然。孫犁甚重感情，內心世界十分豐富。我一家人與之和睦相處，相互關心，相互照顧，很是親近。1976年大地震時，我們全家第一個喊救的，就是孫犁。每逢過年過節，我們互贈飯菜，如同家人。多少年來，大年初一，第一個先給孫犁拜年。使我最敬重的是他尊重人的美德。無論長者還是幼者，他都平易近人，待之如賓。凡來訪者，臨走時，他都送出門外，至拐角11級臺階處，或到臺階下，他說聲：“您走好！”
呂正操來看他，臨走時，他送到送客處，道聲：“您走好！”
程子華來看他，臨走時，他送到送客處，道聲：“您走好！”
樑斌來看他，臨走時，他送到送客處，道聲：“您走好！”
年輕文學愛好者來訪，臨走時，他送到送客處，道聲：“您走好！”
從農村來找他求教的青年作者臨走時，他也送到送客處，道聲：“您走好！”
使我永遠難忘的是：他在看病問題上，對我的信任和寄託。孫犁體弱多病，但是他不願去、甚至拒絕去醫院。身感不適，就和我商量。
1980年冬，一天深夜兩點半鐘，他頭暈，天旋地轉，趴到我家窗前，用杖敲窗戶，喊我大兒子的名字，說：“我頭暈得厲害，都沒有脈了。你趕緊到對過招待所給你爸打電話，讓他回來看看我！”我的大兒子說：“您沒有脈，怎麼還能來敲窗戶呢？別慌，您先回屋，我去打電話。”結果我在夜班編輯部，讓我大兒子到上海道報社宿舍，把報社醫生找來搶救了孫犁。
我和孫犁近鄰16載。到了1988年，我們兩家都搬走了。但孫犁有病，還是找我參謀。一次，我去看他，他把兒子曉達叫到跟前，囑咐說：“以後我有病，不清醒的時候，沒有你李夫叔的話，不許動我指去醫院 。”我說：“孫犁同志，您說得嚴重了。我可擔不起這份責任。”孫犁說：“就這麼定了。”到了1993年，真遇到麻煩了。孫犁患了胃癌，但他拒絕去醫院手術。家屬、報社同志們與他本人的意見，針尖對麥芒，矛盾了。然後，把我找去。孫犁對我說：“李夫，我不怕死，但我怕死不了，活着受罪。我今年八十了，就不再去受那個罪了。”我說：“不對我們想辦法，既不死，也不受罪，行嗎？”經我遊說，最後勉強同意只去醫院進行一般治療，不動手術。哪曾想到：到了醫院，醫生診斷胃癌已經轉移，沒有手術意義了。這就是說，預期不良：頂多再活一年半載，就要撒手人寰了。
市委非常關心孫犁的病情，指示市衛生局爲孫犁組織專家會診。我也列席了醫學專家會診會。會上，吳鹹中院士舉了一個實例後，大意說：“根據我的經驗，對七八十歲的老年人，切除轉移癌後，殘留癌細胞再生也比年輕人慢。像孫犁同志這樣的胃癌做切除術，再等到殘留癌細胞增生，危及生命，頂少需要兩三年的功夫。說不準，弄好了，孫犁同志還可能跨越本世紀哩。爲什麼放棄手術？做”經過討論，大家一致同意吳鹹中院士的意見，並決定吳鹹中院士上手術檯關照，由在場參加會診的南開醫院院長、急腹症專家魯煥章主刀。病房主任說：“病人現在情緒不好，堅決不同意手術。怎麼辦？”吳鹹中院士說：“這個好辦。交給李夫同志去辦，沒問題。”到此會散。
因爲孫犁當時並不知道是胃癌，我趴在他的病牀前勸他手術。孫犁怕痛苦，堅決不肯。我對他說：“1973年我做胃切除手術時，吳鹹中保證說：我讓你無痛苦地度過手術。我就是請吳、魯二位給我動的手術。從開刀到縫合，只用了40分鐘，一直到拆線，根本沒有疼過。”孫犁不信：“哪會呢？”我說：“專家就是這麼神”最後，孫犁接受了手術……
一晃10年過去了。事實靈驗了吳鹹中的預言：孫犁同志跨入21世紀又兩年
……
在靈堂上，曉達攙扶着我站在孫犁遺像前，我一下子想起上述種種，不禁失聲痛哭。我向孫犁同志一邊行三鞠躬，一邊默默唸叨：
“孫犁同志，您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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