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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年，媒體有關變性手術的報道突然多起來，易性癖病人自殘生殖器官的痛苦；醫生做變性手術高超的醫術；病人術後“皆大歡喜”的結局……一時間，變性這個話題，被媒體炒得很熱。
某些人爲什麼要“變性”？在什麼條件下可以施行這種手術？這個人羣“變”之前和之後的命運如何？他們有沒有法律保障的權利？坦率地說，看完這些報道仍使人疑竇叢生。
不久前，我揣着報道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性別重塑外科中心”陳煥然博士的報紙，來到這家醫院。在採訪中卻發現，比起醫生的“成就”，病人的無奈、痛苦和尷尬，更值得社會關注。
“記者是醫生帶來的，我們還要做手術，沒有辦法”
那天上午，陳博士因爲有手術，讓我先和病人談，他先把我帶到病房，交待了一下，就要離開。我趕忙隨他出來，悄悄問：“我和他們談，他們不忌諱吧？”“沒事，你可以談，他們很能說的。”說完他匆匆走了。
陳博士曾在電視上公開表白：“我特別願意與媒體接觸，我要爭取一切機會，向人們宣傳易性癖的知識，因爲這些易性癖患者太需要社會的尊重、理解和支持了！”
這時我還不知道，頻繁的媒體採訪，已經給這些病人造成了極大的心理壓力，後來他們告訴我：“我們很反感記者，大家都想拋棄過去，以新面目在社會上生活，可現在病房成了記者招待會，有的記者來了就問，你的染色體是男人還是女人？有的記者不經允許，就把鏡頭對準我們，有的記者長時間呆在病房和病人糾纏，積攢寫書的材料，可記者是醫生帶來的，我們還要做手術，沒有辦法。”
那天我忐忑地坐在病牀上，很久不知從哪兒問起。
我小心地問身邊一個年輕人：“你，是做什麼手術？做完了嗎？”
“我做第一期，來了好幾天了。”
“第一期？對不起，能不能冒昧問一下，你現在是男孩兒還是女孩兒？”
“現在還是女的。”
我又問周圍幾個：“你們都和她一樣？”
大家點頭。
“那，誰能告訴我，什麼是一期？還有第二期嗎？”
“一期就是做上邊，二期是下邊。”她們回答得很不情願。
後來我才知道，她們所說的一期和二期，是摘除女性器官，而第三期纔是再造男性器官，而她們當中有些人，竟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做第三期，但她們卻得到了醫院開出的“現爲男性器官及第二性徵”的診斷證明書，用她們自己的話說，她們是名不副實的“男人”，是兩性畸形人。
“你們，都大學畢業？”我又問。
“我不是。”
另一個回答：“我是初中。”
“都經過心理和精神醫生治療了？”
“什麼心理醫生？我自己看的心理書。”
“來了就可以做嗎？”
“不，要經過心理測試，還要公證，有家長簽字。”
“什麼樣的心理測試？”
“到另一個醫院，一張卷子，好多題，答得分高才能通過，那小廣東才得了50多分，沒有通過，不能做。”
“你們誰吃過激素，有過一年的激素治療？”
幾個年輕人瞪着眼互相看看，有些莫名其妙。而實際上，我也不很清楚什麼叫激素治療，我是在按陳博士制訂的做變性手術的16個條件來發問的。
陳博士曾對媒體說，變性手術具有不可逆轉性，手術切除的都是具有正常功能的器官，而殘害器官是犯法的。因此，術前的認定和篩選要相當慎重嚴格。在陳博士的16條中有這樣兩條：術前接受心理、精神治療不少於1年；術前必須有1年以上的激素治療。
除此之外，陳博士還有一個要求，那就是做變性手術的人要有大學本科以上學歷，他說現在人才市場競爭如此激烈，連“原裝貨”都找不到工作，就不要講“改裝貨”了。因此有媒體說，在陳博士這裏，“變性手術考覈難於考清華”。
但不知爲什麼，這幾個病人並不具備這16個條件。其中有一位姑娘，在來醫院前，還一直以女性身份在社會上生活着，更不符合16條中的第三條，“患者必須以他(她)們選擇的性別公開地生活和工作至少3年。”
我很疑惑，這麼巨大的改變自身性別的手術，這些看起來只有20出頭的年輕人，萬一診斷下錯了，可怎麼辦？她們真的瞭解手術之後將要面對的是什麼嗎？她們真的相信手術後自己就可以變成異性嗎？她們真的有這種思想準備嗎？
“你們是怎麼找到這兒來的？”我問。
“看報紙上說的，說陳博士手術成功率特高，做完體檢都看不出來。”
“那你們見過做完手術後的病人嗎？”
“沒見過完全做完的。”
“爲什麼不瞭解清楚然後再做？怎麼能對自己這麼不負責任！”我感到震驚。
她們不說話了。
我不知道如果嘗試過心理治療之後，他們還會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由於陳博士下午還有手術，我只好繼續等，因此整整一個白天，我一直在病房和這些年輕人在一起，和他們聊天、吃飯，去外面買藥。
病房裏很熱鬧，人來人往，煙霧騰騰，都是年輕人，且同病相憐，沒有任何顧忌，即便變性方向相反，大家也隨便地擠在一起，互相開玩笑。有新來的向老病人諮詢的，有做過手術又回來玩的，還有陪住的家屬。
小廣東心理測試沒通過，又沒有家屬簽字，急得在病房裏來回竄。一個女青年很生氣，不許她過來，說小廣東來月經會傳染，她已經等了很長時間花了不少錢，一來月經，手術又做不成了。
一位陪住家屬因爲看電視換臺，和一個病人發生了衝突，我只好兩邊勸着，把他們拉開。
後來和病人熟識之後我才知道，這些做變性手術的病人，在北京已經形成了一個圈子，他們大多在北京租民房住，外人很少能瞭解到他們確切的住址和電話，他們當中有沒做完在外面等待接着做的；有做了第一二期後把錢花光，在北京找機會掙錢再接着做的；有做完之後不願意回家暫且留在北京找出路的。他們之間互相幫助，互通信息。而我也通過他們，結識了這個圈子裏更多的人，瞭解到許多情況。
那天在病房裏，我發現等待做手術和來諮詢的，大多是女孩子。而且大多有自己的女友，有的女友還陪着來做手術，在身邊照顧。我很想知道，她們是真的有易性癖，還是僅僅有同性戀傾向？這兩者之間該怎樣甄別？而且她們當中有些人，並沒有像16條規定的那樣，經歷過心理和精神醫生的治療以及1年的激素治療，她們只是經歷了一個心理測試和一些問話。我不知道如果嘗試過心理治療之後，他們還會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在陳博士給我的資料中，我看到有這樣的數字：在美國，男性異性癖的發病率爲10萬分之1,女性爲40萬分之1；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男性的發病率爲2.4萬分之1,女性爲15萬分之1；在新加坡，男性的發病率爲10萬分之35.2,女性爲10萬分之12。目前我國的資料不詳，一般認爲男女比例基本接近。
我不明白，爲什麼在目前許多國家，易性癖的發病率男性都大大高於女性，而在我國資料不詳的情況下，卻能得出“男女比例基本接近”的結論，在病房裏，也真的是女性病人居多？
在採訪陳博士時，他向我解釋：“我不願做男性病人的變性手術，這樣的病人做完之後，容易出去惹事，而女病人就好得多。”
他還指出，易性癖與同性戀的主要區別在於，易性癖鄙視同性戀行爲，並厭惡自己的性器官。
但是據我瞭解，這些病人並不都是這樣。
“什麼心理和精神治療，讓我們做的那個心理測試就算是了”
那天和陳博士談話是晚上7點纔開始的，他語速很快，說的情況大多是媒體上報道過的。
我問他：“做一個變性手術要多少錢？”
他說：“男變女三四萬，女變男七萬左右。”
“爲什麼女的反倒比男的貴？”
“因爲要再造男性器官。”
“那爲什麼有的病人只做了一半就不做了？”
“沒錢了唄。”
“那怎麼辦？才做了一半怎麼生活？”
“沒錢就回去掙嘛。”
在採訪結束時我又問陳博士：“你對所有的記者說的都是一樣的嗎？”
他笑了：“如果有新內容，我也會加點。”
我是在對“患者”的採訪中獲得新內容的。
我問過幾個目前已被“確診”爲易性癖的女青年：“如果社會寬容同性戀，允許你們按自己的愛好打扮，你們還做不做這個手術？”
她們回答：“那絕對不做。”
另一個說：“社會對同性戀和着異裝的歧視太嚴重了，其實我們又沒偷沒搶。那回我的卡被銀行取款機吞了，我拿身份證去取，櫃檯那人看我一眼就說，‘讓她本人來’。我當時和現在一樣，完全是男人打扮，梳着平頭。我很生氣，我說‘我就是本人’。那人特厲害，‘去，回去讓派出所開證明來’。我們真是被逼無奈才走這條路的。誰願受這個罪？像死一回一樣。社會太不寬容了，再加上媒體的誤導，到處都說做完之後有多麼成功，結婚對方都發現不了。來這兒後才知道，到最後頂多給你安一個撒尿的玩意兒，能管什麼事？”
一位已過而立之年的女青年冷靜地說：“不能否認，有些病人爲達到做手術的目的，確實對醫生說了謊話，比如問是不是厭惡自己的性器官？就說是。是不是厭惡同性戀行爲？也說是。反正目的是做手術。有的女孩子在做手術前還和男人有性關係，但醫生很難了解，其實如果讓我們自己來確認倒可能更準一些，因爲病人只在和自己有相同身份的人面前纔講真話。中國長期存在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還有一些人作爲女人本身條件不大好，或者有同性戀傾向，也是她們做變性手術的原因，但這當中確實有像我一樣真正的易性癖。”
另一位做相反方向變性手術的男青年告訴我：“什麼心理和精神治療，讓我們做的那個心理測試就算是了，對我來說很容易，我太明白爲什麼提那種問題了，我輕而易舉就得了高分。如果過不去，說明智商太低，再說只要想做手術，花點錢開個證明有什麼難？”
有媒體報道，“找陳博士做變性手術的預約登記，已經排到了5年之後”。但他們是按具備了“16個條件”在排隊嗎？
“像我們這樣的半成品怎麼在社會上生活？哪個人願意只做一半，不男不女地活着？”
和華華在一起喝啤酒聊天是件很愉快的事，他既有男人的豪爽，又有女人的細心。華華大學畢業，知識面廣，是個很合適的聊天對象，時間一長，我竟然忘記了他做過變性手術。那天我們在酒吧喝酒，談到游泳，他一直在和我吹牛，我不服氣，就說：“走，咱們去比試比試。”
沒想到他頓然失色：“我這個樣子，你讓我怎麼去？進哪個更衣室？除非游泳館沒人。”
我一下愣住：“對不起，對不起，可你不是做了手術？”
“我還沒做第三期。”
“爲什麼不接着做完？”
他只喝酒，不說話。
我不好再問，我知道眼前的華華，不可能是由於經濟的原因。
直到後來又接觸了幾個和他一樣的青年，我才明白了華華的苦衷。
原來他們曾得到過醫生的勸告：“現在做出的再造陰莖不好使，等過幾年科學發達了，再給你們做異體移植。”
但他們不知道，“人的每一塊活體組織，不同血緣的人都排斥得非常厲害，異體嫁接、移植性器官，在世界上成活得最長的也不過幾周時間，隨後，移植的性器官就會被機體所排斥並開始纖維化，最終完全喪失移植器官所應有的形態與功能。目前，臨牀醫學上還只能靠自身組織的移植才行。”
因此，他們在切除了女性器官之後，一直抱着美好的願望，在等待着科學發達的那一天。
更爲可悲的是，一個叫然然的青年，跑了好幾家醫院，最後在外地一所醫院檢查時，才被醫生告知，自己的陰道粘膜並沒有剝離乾淨，陰道口還被保留着，就是說，在他按醫生的要求做了公證，“自願切除女性器官”之後，醫生並沒有將他的女性器官完全去除。
尤其當他得到醫院的診斷證明“現爲男性生殖器官及第二性徵，建議當地公安部門及時更改身份證性別”時，他的男性器官也根本沒有再造。
他問我：“像我們這樣的半成品怎麼在社會上生活？哪個人願意只做一半，不男不女地活着？就是借錢也願意做一個完整的男人，醫生告訴我80%的病人都在等異體移植，我追着他要求做完整的，他總推託。最近我姐姐問，他又說現在做很容易壞死，正在試驗，等試驗幾批再給我做。醫生沒有這個能力就不要向病人許諾，媒體也應該搞清楚再進行報道。”
而實際上，華華能夠得到這樣的結果還是幸運的。據一位醫學專家說，像他們這種病人到任何醫院檢查都很困難，醫生不敢向內探，怕裏面器官有變更，照正常位置探進去容易造成損壞，一般都建議病人回原來做手術的醫院去檢查。
所以有些病人術後出院有什麼問題都不願意去別的醫院檢查醫治，實在不行就再回到原來的醫院。病人一旦做了這種手術，就等於對原醫院和醫生有了依賴。
後來當我再問華華時，他驚訝地張大嘴半天沒說一句話。
我問：“你知道自己的陰道粘膜確實完全被剝離了嗎？”
“不知道。”
“醫生也對你說幾年後給你進行陰莖移植嗎？”
“是啊。”
“你知道世界上這種例子最多隻能成活幾周嗎？”
“不知道，醫生只說等科學發達了，移植的會和真的一樣，我們都在等。”
我不說話了。
在寫這篇報道時，我猶豫再三，也不知該對這些年輕人用“他”還是“她”，不知該按醫院的診斷證明來寫，還是按她們的實際情況。我不明白，如果僅僅是摘除女性器官，而沒有再造男性器官，算不算是完整的變性手術？他們拿着醫院開出的更改性別的診斷證明，卻不能游泳，不能去公共浴室，不能參加體檢，更不能有正常的婚姻生活。
我曾問陳博士：“聽病人說再造陰莖很難有正常的性生活。”
他堅決否認：“不是的，很好用的。”
然然曾對我說：“每個病人都是忍受着極大的幾近休克的肉體痛苦來這裏做手術的，爲的是免除自己長久的精神痛苦。但花了很多錢，做完手術後的我們卻是這個樣子，我們雖是弱勢羣體，但絕不是弱者！”
他現正在準備材料，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訴。
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醫生不知出於什麼目的，在給有的病人做變性手術時，還會這樣提示病人，你不要在我們本院做，價格高，在外面也是我給你做，錢就會少一些。於是病人爲了省錢就會同意到規模小一些的醫院去。但是這樣病人卻要冒極大的風險。一些病人曾詳細向我描述過在外面痛苦不堪無人過問的悲慘狀態。有個病人在疼得難以忍受時還曾打電話問我：“大姐，我現在渾身發冷，是不是在發燒？傷口會感染嗎？”
我當時簡直無言以對，我不知道這麼大的手術，醫生怎麼會這樣讓患者脫離醫院監護。
從病人處我還得知，在這裏做手術的病人，在手術之前都被要求到一個指定的公證處做這樣一個公證：本人未婚，患有易性癖病，現欲做變性手術，經過本人認真考慮，發表如下聲明：1、本人自願切除女性器官(卵巢、子宮、乳房及一切附件器官)。2、本人深知手術爲不可逆性。3、對術後胸腹、會陰等部位所遺留疤痕及可能出現的併發症，本人表示理解。4、術後婚戀及社會生活出現的任何後果本人願一切自負。
一些病人拿着公證書問我：公證書上明明寫的是做變性手術，爲什麼只給我們切除了女性器官及一切附件就算完事？完整的變性手術應當是這樣的嗎？公證書只明確了病人應承擔的義務，卻不規範醫生，這樣的公證書公平嗎？
我問他們：“既然你們認爲不公平，爲什麼還要簽字？”
“因爲我們想做手術，報紙上都說這兒做得最好，我們也不知道有別處可以做，以爲一切都會像報紙上說的那樣，誰知道還會有這樣的事！”
有關人士認爲，醫療公證是調節醫患雙方關係，促進醫患一起承擔風險、共同努力、齊心拼搏，爭取較好治療結果的有效方法之一。其中的作用包括病人和家屬在充分享有“知情權”的情況下，慎重考慮和選擇，對各種可能出現的意外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變性手術並不是治療易性病的根本方法，只是一種不得已的方法”
後來我才知道，實際上在我國，做變性手術向有南“何”北“夏”之說，即上海有411醫院的何清濂教授，北京有北醫三院的夏兆驥教授。爲了瞭解更多的情況，我給北醫三院打電話，尋找夏兆驥教授。
打到科裏，說他早已退休了，打到離退休辦公室，對方說，你把電話留下吧，我們跟他聯繫，看他願意不願意跟你談。但是等了許久，杳無音信。我只好給上海打電話，找到了何清濂教授。
何教授在電話裏非常謹慎，問了半天我的身份，還是不同意接受採訪，後經我一再說服之後，還要求我一定要開單位介紹信，並最好兩個人同去，互作證明。我說我有記者證，我們出差一般都是一個人，他仍然堅持，我只好帶上介紹信，但最終還是一個人去了上海。
在上海411醫院，何教授給我看了一些有關變性手術的材料，但每次看時他都要用手捏着，絕不交給我，他說這裏有些牽扯到病人隱私，不能拿給你們。他的這種謹慎，給了我很深的印象。
何教授認爲，並非所有的易性病患者都必須做變性手術。一般來說，能不做就不做，能熬過去就熬過去，能用別的方法就用別的方法。畢竟，變性不僅對於患者自身來說，是一次有生以來最激烈的心理、生理上的變化，而且它還牽扯到一系列的家庭社會問題。可以說，變性手術已經超越了傳統醫學範疇，成爲一項複雜的社會醫學，需要慎重，慎重，再慎重。
我問何教授：“您做變性手術的條件是什麼？需要什麼證明？”
他說：“我需要證明，但不看重證明，我知道現在只要肯花錢，許多事都能辦得成，所以我最主要的是和病人溝通，長時間的瞭解。”
據何教授科裏的醫生趙博士說，何教授每接收一個病人，都要做長時間的瞭解探訪，有的通信要達五六年。一位易性病患者找到何教授，要求做變性手術，但何教授在和他談話中瞭解到，這位患者夫妻生活很正常，於是何教授規勸這位患者，暫時不要做手術，建議他找些事做，讓自己的生活忙碌、充實起來。後來這位患者通過了律師資格考試，成爲一名律師。他在給何教授的信中說，“我現在生活得很好，對於變性，也不再那麼渴望了，真的感謝何教授，要不是您，我不知道我現在是一個什麼樣子，也許是一個遭受世人冷眼的變性人吧。”
實際上不論是在病人當中還是在記者當中，何教授都有“不好合作”的名聲，因爲他的要求過於嚴格，輕易不給病人做變性手術，但是要做就要做完整，絕不留後患。由於他的嚴謹，他做變性手術的數量，要比被媒體經常報道的其他醫生，少許多。他說，我每次拿起手術刀，心裏都特別難受，感覺自己像犯罪一樣。而對於記者，何教授一直保持低調，他認爲醫生這個行當尤其是做變性手術的醫生，又不是歌星影星，沒有必要在媒體頻頻曝光。
但是他不知道，他的這種低調也會帶來“副作用”。一些病人輕信媒體報道；一些病人在手術做壞之後卻求醫無門；甚至有醫生爲了自己名聲，對病人謊稱何教授已到法國定居。
曾經有病人輾轉找到何教授，因爲她們在割去了乳房、子宮、卵巢等女性器官之後，手術醫生卻沒有辦法給她們再造男性生殖器，使她們身心備受折磨。於是她們想來這裏重新修復。但是她們不知道，改造和修復變性手術是一項很艱難的工作，後面的醫生沒有病歷，不瞭解前面醫生做到了哪一步，又不能重新剖腹探察。
何教授對此感到非常氣憤，他說：“我本來不想管別人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人再這樣繼續殘害我的病人，我絕對不允許！這是害人一輩子的事！給病人帶來一輩子生理、心理上的痛苦，跟草菅人命沒什麼區別！”
我問何教授：“如果你仍然不讓媒體報道，不等於是在縱容一些醫生繼續做不負責任的變性手術麼？”
對此，何教授感到非常爲難，他說：“易性病是一種心理障礙疾病，治療方向在於通過心理治療和行爲糾正，使患者認識到順應自己的天然性別，也能很好地生活下去。對那些病史長，症狀典型，已嚴重影響生活乃至生命者，才考慮實施變性手術，醫生是治病救人的，你活不下去了，我纔有義務救助你。一定要排除那些一時衝動，或別有用心的患者的變性要求。
“變性手術並不是治療易性病的根本方法，只是一種不得已的方法。”何教授強調說。
當我要求看看何教授的病人時，他猶豫再三，只答應帶我到病房轉轉，他說病人在午睡，最好不要打攪他們。他不希望記者騷擾他的病人。
“我們是弱勢羣體當中的弱勢者，我們的手術還沒有徹底做完，我們講話是要付出一生的代價的”
在我的採訪過程中，所有我接觸到的病人都向我談到媒體的誤導，我曾問他們：“記者並沒有編造事實，這些話都是病人和醫生自己說的，怎麼能說是媒體誤導呢？”
他們都很無奈：“我們是弱勢羣體當中的弱勢者，我們的手術還沒有徹底做完，我們講話是要付出一生的代價的，你沒有站在我們的角度，怎麼能這樣要求我們？”
的確，這是一個特殊的羣體，這是一羣特殊的病人，那麼他們究竟有沒有可能保護自己？出現損害時，有沒有什麼法律依據要求賠償呢？
遺憾的是，從衛生部有關部門我瞭解到，我國在變性手術方面，至今還沒有一部相關的法規和規定。除了彌補身體上的生理缺陷以外，公民有沒有要求改變自身性別的法律權利，醫療單位有沒有爲滿足當事人的意願，而採取藥物或手術方式改變當事人性別的法律權利，在我國，都還是一個法律空白。變性手術究竟應該包括那些部分？醫院應該承諾病人做哪些部分？什麼樣的手術纔算是完整的變性手術？至今都沒有法規的統一規定，甚至什麼人可以做變性手術也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但是在1999年浙江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整形外科學》一書中，我卻看到這樣一節：“易性術的標誌手術是陰道再造術、陰莖再造術。同時進行表形重塑，如喉結整形，乳房整形等，以符合自我性別再認定。術後患者性功能恢復正常，可以結婚組成家庭，但無生育能力。男變女的手術常可一次完成，女性轉變爲男性的易性手術較爲複雜，難度大，需多次手術才能完成，療程長。”
雖然這本由國內著名專家集體編寫的醫學著作，在法律意義上，還不能成爲做變性手術的統一標準和規定，但它至少告訴我們，醫學界認爲的“完整的”變性手術的行業標準，是存在的。
既然如此，病人在這方面，應當享有充分的知情權，醫生完全可以如實告訴病人，自己能否給病人做完整的變性手術，並讓她們瞭解女變男易性手術的複雜性和高難度，以使她們有這個思想準備，有什麼必要再用科學發達後的異體移植來安慰她們呢？當這些女青年瞭解了異體移植生殖器官在世界上尚無成功先例之後，她們還會去做這個變性手術嗎？
後來我和華華聊起這件事，“他”說：“我可不敢再做了，我就這樣生活下去吧。”
我很難過，我不知道還有多少像然然、華華這樣的病人在社會上飽受煎熬，他們不曾想到，期盼已久的變性手術，會使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加尷尬和無奈，他們將只能在社會上隱姓埋名，默默品嚐苦果，他們難以得到世人的同情和理解，沒有人來保護他們的權益，因爲語焉不詳的公證書上有他們自己的親筆簽名！
但是，在一個文明社會裏，他們的權益不應當由於人數少而受到忽視———他們需要對病人高度負責的醫生，更需要一部能夠保護他們的法律。(本文患者姓名均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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