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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技術和傳媒手段高度發達的今天，美國是名副其實的傳媒超級大國。從索馬里、科索沃到中東、阿富汗，“哪裏有新聞，哪裏就有CNN(美國有線新聞網)”，這句廣告詞形象地說出了美國媒體遍及全球的滲透力。美國媒體是美國公衆瞭解和感知外部世界的主要途徑，也是塑造和服務美國外交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國際報道方面，美國媒體的表現究竟如何呢？
CNN把美國拖進了索馬里
人們依然記得1992年底前後，美國的電視上曾充滿了索馬里內戰造成的殺戮不止、饑民遍野的畫面。美國以對“人道主義”的關切爲由大規模出兵參與索馬里維和。然而僅隔一年，當美國大兵的屍體被拖過摩加迪沙大街的鏡頭出現在電視屏幕上時，美國公衆發出了“把我們的孩子送回家！”的強烈呼聲，於是美國在索馬里的“人道主義”行動戛然而止。有人評論說，是CNN把美國拖進了索馬里；又是CNN把美國拉了出來。
1999年1月，在南斯拉夫的科索沃上演了類似的一幕場景。歐安組織觀察團宣佈在拉察克發現45具阿族人屍體。觀察團團長、退役美國將軍沃爾克面對攝像機的鏡頭振振有辭地說：“這是塞族警察對阿族平民的大屠殺。死者是被槍抵着頭部打死的，其中包括兩名婦女和一名兒童。”這些鮮血淋漓的場面和聳人聽聞的指控，鋪天蓋地佔領了美國各大媒體的頭條，當輿論造足後，美國的航空母艦和轟炸機便接踵而至。
塑造和服務對外政策的三種方式
媒體對當今美國外交的重大影響已成爲不爭的事實。新聞媒體經常被說成是美國政治體系中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外的“第四權力”，新聞記者也有“無冕之王”之稱。然而，作爲企業，美國的媒體並不具備直接參與政府決策的能力。它們對外交的影響主要是通過間接途徑實現的。
媒體塑造和服務美國外交主要表現爲三個方面。一是“聚焦”。新聞媒體遍佈全球的網絡和第一時間的報道，有時能左右政府的議事日程，議程之外的問題也可能因此被列入議程，或者將排在後面的議程提前。美國前總統卡特的白宮律師勞埃德·卡特勒曾經指出：“一個問題無論多麼緊要，只要沒有什麼電視報道介入，在白宮的日程表上可以隨便安排在哪個早晨。人們常常把它們擱置在一邊，先要處理電視新聞中最新出現的突發事件，並要在下一次節目中做出及時的適當的反應。”
二是“煽風”。通過在頭版頭條的集中“轟炸”，媒體可以動員輿論迫使政府對某些問題加快決策速度、提高決策級別。由於媒體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形成爆炸性的輿論壓力，決策者常常匆忙應對，而“沒有時間好好考慮政策選擇、達成祕密協議和讓公衆理解”。而這樣的決策往往會導致不良的，甚至災難性的後果，上文提到美國在索馬里的進退就是很好的例子。
三是“定調”。媒體通常不會在報道中直接表達自己的意見，但通過報道角度選擇和新聞素材的取捨，往往能在讀者當中造成先入爲主的印象。作爲中國人，我們對美國媒體制造的各種關於中國的“新聞”印象頗深。在中國取得經濟飛躍、政治穩定、社會發展的成就面前，美國媒體大肆鼓吹所謂的“中國威脅論”。最近，又有美國媒體連篇累牘地懷疑起中國經濟統計數據的真實性，編造所謂“中國崩潰論”。美國媒體以種種“妖魔化中國”的報道干擾和影響中美關係的健康發展。
對國際負面新聞津津樂道
作爲普通美國人瞭解世界的主要渠道，新聞媒體的國際報道對於民衆的世界觀和政治傾向的形成起到了關鍵作用。美國媒體一向標榜其報道遵循客觀、公正、全面的“準則”。但大多數外國政府和民衆都對美國媒體的新聞報道卻不這樣看，美國國內的民衆、學者和許多政府官員對其媒體國際報道的評價也不高。
美國學者甘斯的研究發現，美國國際報道最集中於7個方面的消息：總統或部長的出訪；直接影響美國的事件，如開戰、石油禁運；集權國家或前集權國家的政治軍事問題，共產黨或法西斯背景較強國家的選舉；導致領導人更迭的他國選舉；政治衝突、政變、革命、暴力示威；嚴重災難、災害；獨裁者，尤其涉及其對不同政見者的處理。另一位美國學者格瑞波指出：“美國媒體關於外國的報道強調暴力、衝突、災難、及時和新穎”，這種報道過分注重負面新聞，忽視社會經濟發展問題，通常缺乏連續性和深度。“沒有什麼新聞是好消息，好消息就不是什麼新聞”，格瑞波的這句話準確地概括了美國式國際報道的特點。
報道充滿政治偏見
如果用客觀、公正、全面的標準來衡量，我們會發現美國媒體的國際報道既不客觀，也不公正，更不全面。美國獨立記者希爾弗斯坦指出，美國主流媒體的國際報道通常與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相互呼應，這些報道充滿了政治偏見，絲毫沒有客觀性可言。他舉阿富汗爲例，在蘇聯入侵之後，阿富汗被《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
描繪成一隻“正在受到蹂躪的可憐的羔羊”；一些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被刻畫成“抗擊共產主義入侵的英雄”。他本人曾經提醒報紙的編輯，這些極端主義組織有可能把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的毒刺導彈用於輸出伊斯蘭革命，甚至賣給恐怖分子，而當時沒有引起任何媒體的關注。在蘇聯撤離之後，儘管這個國家經歷着殘酷的內戰，但阿富汗卻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徹底地從美國媒體上消失了。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範士明博士也證明，美國關於中國西藏問題的報道是典型的“政治新聞”。他檢索了1998年7月—2000年7月間《紐約時報》關於西藏的報道，在爲數43篇的新聞報道中壓倒多數的是不利於中國政府的負面報道；在這些報道中出現了132次引言，其中達賴本人11次，“流亡政府”官員及“藏獨”組織成員22次，親臺分子2次，海內外普通藏人41次，中國政府官員(包括新華社)13次，海外普通漢人4次，美國政府官員4次，美國的“西藏問題專家”13次，普通西方人12次……從分析這些引言的數量可以發現，來自達賴集團的聲音遠遠多於中國政府的聲音，引用普通藏人的話帶有明顯的傾向性，而中國國內普通漢人的引言一次都沒有。範士明博士指出：“《紐約時報》沒有爲中國政府和達賴集團雙方、普通漢人和藏人雙方提供公平的講壇。在一個極爲敏感的議題上出現這樣的情況，是不符合西方新聞觀念中平衡報道的原則的。”
充當美國政策的宣傳員和辯護士
雖然在表面上看，美國擁有十分發達的傳媒產業，但具體到國際新聞領域，美國媒體的信息來源卻十分狹窄。事實上，只有極少數新聞機構擁有駐外記者，而國際報道的大部分信息來源還得依賴政府。可以說，白宮記者招待會的入場券幾乎直接決定了國際新聞從業人員的飯碗。這就不難理解爲什麼美國媒體經常會成爲美國外交的宣傳員和辯護士。美國政府的各個部門深諳此道，它們都設有相應的公關辦公室，專門從事引導輿論導向的工作。
一些海外中國學者發現，美國主流媒體特別善於封鎖消息，很多不利於美國戰略利益的新聞都被各大主流媒體封殺了。一項統計顯示，從1991年1月1日到1999年6月30日，西歐媒體出現了195條關於貧鈾彈的英文報道，其中路透社38條，法新社22條。而同時期美國媒體的表現卻令人震驚，美國3家知名度最高的報紙《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在貧鈾彈新聞上異乎尋常的保持緘默。《華爾街日報》關於貧鈾彈的新聞是0；《紐約時報》除了1條美聯社消息和3篇讀者來信之外，自己的相關新聞一篇也沒有；《華盛頓郵報》的態度更令人尋味：在1991年最早炫耀美國在伊拉克戰場上使用貧鈾武器以後，其後9年內只有2篇關於貧鈾彈的消息。
美國媒體背後的政治
美國媒體的國際報道是美國政治環境和價值體系的產物。美國的主流媒體都是私營機構，它們的生存取決於市場的需求。而美國普通民衆在傳統上是不關心國際事務的，美國芝加哥對外關係委員會1999年發表的民意調查顯示，過去的10年中美國公衆最關注的國際新聞是戴安娜王妃車禍事件。可以說，美國老百姓對於國際新聞的需求量是很低的。這種市場需求決定了美國國際報道的簡單化、戲劇化和負面性的取向，因爲只有“人咬狗”的新聞才能吸引受衆的眼球，賺取相應的商業效益。
美國的媒體是在美國國內政治環境和價值體系中運行的，無論是媒體機構還是記者個人都自覺、不自覺地受到這個體系的影響和制約。因此，美國媒體在國際報道中流露出某些特定的政治傾向，是毫不奇怪的。但是，憑藉信息來源和傳播技術等方面的優勢，美國的國際報道往往對其他國家的新聞媒體產生導向的作用，這是值得世人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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