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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網消息：在今年初關於“有人用艾滋病血液扎針”的傳言在津城散播，一時間，“扎針”傳言鬧得人心惶惶。經過本市警方的努力工作，4名不法之徒落入法網，日前，記者見到了其中一名已經開始服刑的罪犯。
前一階段，本市警方連續破獲了兩起以打艾滋病毒針相威脅的入室搶劫案，歹徒用裝有紅藥水的針管詐稱爲艾滋病人的血液，以打針相威脅，脅迫受害羣衆。經法院審理，4名不法之徒分別以搶劫罪、強制猥褻罪被依法判處有期徒刑並已入監服刑。日前，記者在天津市河西監獄採訪了其中的一名罪犯。
他曾經是足球俱樂部的球員，並特招入伍
今年才26歲的徐濤出生在一個工人家庭，父母都在鐵路部門工作，只有他和妹妹兩個孩子。對徐濤的培養父母傾注了很大的心血，因爲他喜歡足球，7歲開始送他到體校踢球，曾先後在我市幾個很有名的足球俱樂部踢過球。16歲的時候因足球特招入伍,部隊裏的領導對他也很器重。後來他因爲腳傷無法繼續踢球，纔不得不告別了他心愛的足球和軍營，轉業到鐵路部門工作。
他辭了職，也認識了同案犯
由於嫌鐵路部門待遇不是很好，徐濤辭職到開發區一家公司作進出口貿易。辭職後的徐濤接觸的人更多，交往的範圍更大了，與同案犯陶雲就是這期間認識的。陶雲當時在一家歌廳作服務生，而徐濤經常跟朋友一起到這家歌廳玩。徐濤是一個很講哥們兒義氣的人，又由於與陶雲年齡相仿，二人挺談得來，時間長了就成了朋友。用徐濤自己的話說：“那時候，陶雲經濟狀況很不好，家庭負擔又重，爲了讓他能生活得好點，我經常帶他出去吃飯，朋友們一起出去玩也叫着他，但是從來不讓他花一分錢。”就這樣，他們保持了幾年的來往。兩年前，陶雲辭去了歌廳的工作，徐濤也離開了原來的公司，二人便失去了聯繫。
對“哥們兒”愚昧的義氣讓他終於鋌而走險
2001年的聖誕節，徐濤突然接到陶雲的電話，陶雲告訴徐濤說自己結婚了，並約徐濤到他家看看。
那天，徐濤很興奮，當場就叫陶雲出去一起吃飯。他得知了陶雲這幾年生活得並不好，雖然已經結婚，與愛人就住在一間租借的平房裏。那天，徐濤不知道能怎樣幫“哥們兒”一把，臨走時，把自己身上帶的僅有的400元錢留給了陶雲。那以後，徐、陶二人就常在一起研究怎樣讓陶雲儘快擺脫貧困。對於這件事，徐濤覺得自己義不容辭。
一天，他們在報上看到一篇宣傳艾滋病知識的文章，這時，外地也風傳有人用裝有艾滋病毒的針管扎人。這件事對於正醞釀謀求不義之財的他們來說是一個意外的收穫。“艾滋病這麼可怕，人們都是‘談艾色變’，要是用這種辦法去搶劫的話，成功率一定很高。人們大概寧可損失點錢財，也不願意染上這種不治之症。”二人的想法一拍即合。於是，他們分頭行動。由陶雲去準備作案工具，去藥店購買了針管、針頭和紅藥水，而徐濤負責物色實施搶劫的對象。最後，他們把目標鎖定在劉某身上，劉曾經是徐濤的同事，二人關係不錯，前不久徐濤還曾經向劉借過《蠟筆小新》的光盤。
徐濤、陶雲策劃了自以爲很周密的搶劫計劃：由徐濤佯裝給劉某送光盤，騙取劉的信任，當劉爲徐濤開門時，陶雲乘機入室搶劫。事成後，再由徐濤勸劉某不去報案。這樣一來，既可以實現他們搶劫財物的目的，還不至於損害徐濤與劉的關係。爲了不讓劉某對徐濤產生懷疑，陶雲還提出用鞋帶將徐濤的雙手反綁，佯裝徐濤來給劉送《蠟筆小新》的光盤時，被陶雲綁架，在威脅下去叫劉某的門。密謀後，徐濤給劉某打電話，約定了時間去給她送光盤。
案發那天上午10：00左右，徐濤、陶雲帶着作案用的工具，竄至劉某居住的河東區某小區。
陶雲“押”着徐濤去叫劉某的門。聽到是徐濤來給送光盤，劉某沒有絲毫的戒備便打開了房門，陶雲尾隨徐濤進入劉某家。陶雲掏出事先準備好的裝有紅藥水的針管威脅劉某，稱針管裏裝的是帶有艾滋病毒的血液，並以給劉某扎針使其感染病毒相威脅，脅迫劉將錢物交出。劉某信以爲真，將家裏的600元現金及一張貴賓消費卡交給了陶雲。這時，劉某的男友恰巧來找劉某。陶雲見事情敗露，奪路而逃。
在男友的幫助下，劉某迅速向警方報案。經過警方細緻的偵查，徐濤夥同陶雲搶劫的全過程逐漸浮出水面，在大量的證據面前，徐濤不得不交代了他與陶雲共同實施搶劫的犯罪事實。很快，陶雲也被抓獲歸案，並對自己夥同徐濤對劉某實施搶劫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經法院審理，徐濤、陶雲以搶劫罪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13年。
“都是哥們兒義氣害了我……”
問起徐濤犯罪的教訓，他一臉的愧疚：“當時不知怎麼着,就是想幫哥們兒一把,所以就想出了這麼個餿主意。根本沒想過後果有這麼嚴重，還自作聰明地以爲只要我們不拿刀、不拿槍就不算是兇器，就算被抓到了，最多也就拘留幾天，爲‘朋友’值得。都是哥們兒義氣害了我啊！……”
徐濤說的應該是心裏話。當提到被他搶的同事劉某、他的父母、妹妹和年事已高的外公、外婆時，一直很平靜的徐濤顯得有些激動，眼睛裏充滿了淚水。“我對不起劉某，這件事現在想起來真有些可笑。爲了一個所謂的朋友去傷害另一個朋友，用的又是這麼愚蠢卑劣的手段。”說起家人，徐濤低下了頭：“他們根本無法接受這個事實。尤其是媽媽，到監獄後的第一次會見，我看到媽媽明顯蒼老了許多，雖然她今年還不到60歲。”
“幫助人的方法很多，怎麼也不能用犯罪的方法去‘幫助’啊？你這樣做的結果不是毀了朋友也毀了自己嗎？”在記者的提問下，徐濤無言回答，只是在那搖頭，好像也是對自己過去的行爲不理解。記者又問他：“你用這種方法去實施犯罪，沒有考慮它的社會危害性嗎？”“我當時確實沒去想後果，事發後感到了自己行爲的嚴重，所以一審宣判後，儘管判了重刑，可我沒上訴。”徐濤兩眼朝窗外看着，“你現在想的最多的是什麼？”“代價太大了。自由的生活離我太遠了。”徐濤說完，兩眼一直朝外看着。(本文涉案人員均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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