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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當年草上飛，紅軍隊裏每相違。長征不是難堪日，戰錦方爲大問題。斥鸚每聞欺大鳥，昆雞長笑老鷹非。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
——毛澤東七律《吊羅榮桓》
羅榮桓(1902~1963)，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人和領導者，軍事家，共和國元帥。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秋收起義。上過井岡山，經歷長征。到延安後，任軍委後方政治部主任。抗日戰爭中，先在晉冀邊區建立抗日根據地，後建立了山東抗日根據地。抗戰勝利後率軍創建東北革命根據地，參與指揮了遼瀋戰役。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戰軍政委，參與指揮了平津戰役。建國後兩任總政治部主任。爲我軍的政治工作建設獻出了畢生的精力。
1.巧打硬仗的將領
羅榮桓1902年11月26日生於湖南衡山縣南灣村一個小地主兼商人家庭。八歲時到私塾讀書，辛亥革命爆發後，附近開設了羅氏嶽英小學。羅榮桓十一歲時插入高小一年級，這裏除了國文之外還教算術、常識等。他從這裏開始接受自然科學知識和進步思想。1919年夏天，十六歲的羅榮桓到長沙讀中學。1923年，羅榮桓中學畢業後赴北京求學。在京補習數月後，考上了青島私立大學的預科班。在這裏，他學習刻苦，各門成績都很突出。羅榮桓曾想當一名工程師，走實業救國之路。但帝國主義的侵略，統治者的腐敗，民衆的麻木，促使他對自己的嚮往發生了懷疑，代之而起的是救國救民於危難之中的意識越來越強烈。1926年6月，羅榮桓在青島大學預科班結業後來到廣州。到廣州時正值北伐戰爭時期，革命思想非常活躍，左派與右派的鬥爭也異常激烈。羅榮桓報考中山大學落榜，年底返回家鄉，自發地宣傳北伐戰爭和革命思想。不久即加入到農民運動之中。由於得罪了當地土豪，父親把羅榮桓趕出家門。1927年4月，羅榮桓赴武漢求學。
羅榮桓是在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不久後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並從此開始了職業革命生涯。1927年7月，他受湖北省委之命到通城縣做農運工作。“八七”會議之後，羅榮桓在通城縣組織農民起義並巧妙地奪取了縣城，打起了農民自衛軍的旗幟，羅榮桓在隊伍中任黨代表。
1927年秋，羅榮桓帶領通城縣的農民自衛軍向南轉移，參加了著名的秋收起義，經三灣改編，與毛澤東等帶領這支革命的隊伍上了井岡山。羅榮桓一直是一個學生，沒學過軍事、沒當過兵，自從組織農民自衛軍纔拿起槍桿子。他置身行伍之後，刻苦學習軍事。在革命隊伍中，他不僅當黨代表，還指揮作戰，經過多年的磨鍊，他從一個學生轉變爲善打硬仗的軍事家。
抗日戰爭爆發後，羅榮桓先是帶領八路軍一一五師的部分部隊建立了晉冀根據地，之後又率兵東進入山東，在魯冀、魯豫、蘇魯和魯中建立了多塊根據地和游擊區。羅榮桓雖未經正規軍校培訓，但他指揮作戰機動靈活，胸有成竹，善於捕捉戰機，打仗沉穩細膩，善於巧打。比如，1941年11月，日軍組織了三個獨立混成旅和僞軍大隊計五萬餘人對沂蒙山區我軍根據地實施合圍，在敵距我軍最近點二三公里，最遠點也只有七八公里時才摸準敵情。當時一一五師師部機關五千餘人，而戰鬥部隊卻僅有一個警衛營。在這滅頂之災即將降臨之時，羅榮桓一聲不響地在地圖前沉默。十餘分鐘後，他果斷地命令：“向西南突圍”。命令下達之後，他迅速對突圍作出了乾脆利落的組織和部署，然後，親率作戰科和部分偵察人員爲突圍隊伍開路。師部隨後，警衛營斷後。整個隊伍悄無聲息地不足一公里的縫隙間跳出了日軍的包圍圈兒，使敵人籌劃數月的包圍“勞兵傷財”，而我軍未耗一槍一彈，未有一個傷亡而轉移到安全地帶。
在抗日戰爭最殘酷的1941年至1942年，在日僞軍步步緊逼，傾全部主力壓向根據地時，羅榮桓創造性地提出了“翻邊戰術”，你打入根據地我打入敵佔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這一方針一經推行，很快打亂了敵人的陣腳，改變了我軍的被動局面，被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根據地立即活躍起來，游擊區也得到了擴大。最終，日軍在山東發動的“清鄉”被羅榮桓指揮的八路軍粉粹了。1943年，中共中央任命羅榮桓爲山東軍區司令員、一一五師長兼政委、山東分局書記，集軍政於一身。羅榮桓兼任軍事工作之後，爲推動山東的抗日鬥爭，採取了一系列的羣衆性的游擊戰原則，諸如“蜂窩戰”、“麻雀戰”、“車輪戰”、“推磨戰”等等，把山東地區的抗日遊擊戰搞得紅紅火火，著名的鐵道游擊隊就是根據羅榮桓的游擊戰原則並在他的關心下組織起來的。
抗日戰爭進入反攻階段，羅榮桓針對山東僞軍多、漢奸多的特點，發揮政治工作優勢，推行“神經戰”和“心理戰”，瓦解敵僞軍，促成了整營、整團甚至整旅的僞軍投降、起義，擴大了抗日根據地，減少了我軍的傷亡。
抗日戰爭勝利後，爲了奪取全國的解放，羅榮桓奉命率山東部隊的主力六萬餘人出關，建立東北根據地，以對付可能發生的內戰。到東北組建東北野戰軍，並在長春、齊齊哈爾等地指揮戰鬥，殲敵二萬七千人，使我軍在東北地區穩穩地站住了腳跟，之後，羅榮桓又參與指揮了遼瀋、平律兩大著名戰役，爲全國的解放創造了條件。
在革命戰爭年代，羅榮桓在軍中的主要任務是做政治思想工作，但一有軍事鬥爭需要，羅榮桓就擔起指揮責任，而且每戰必勝，因此幹部戰士們說，不管形勢多麼險惡，只要羅政委在，大家心裏就踏實，覺得有他指揮，勝利就有把握了。
2.政治工作的巨匠
羅榮桓一生的主要精力用在了我軍的政治思想工作上，從連黨代表到總政治部主任，歷任各級政工領導職務，對我軍政治工作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從1927年8月20日組織通城秋收暴動任農民自衛軍黨代表起，羅榮桓就開始了在革命軍隊中的政治工作生涯。井岡山時期，羅榮桓歷任連、營、團黨代表，軍政治部主任，代理軍政委，總政治部巡視員，動員部長等職。
羅榮桓從任連黨代表開始就抓住了政治思想工作的真諦，他堅持通過以身作則和關心戰士獲取他們的信任，然後再根據存在的問題有的放矢的做他們的工作。他懂得只有以身作則，才能獲得他人的敬佩，只有關心部下，才能得到部下的信任。獲得敬佩和信任之後，說話纔有說服力。在井岡山時期，羅榮桓任黨代表的連或營，是最有戰鬥力的作戰單位。他的成功經驗受到毛澤東的肯定和推廣。
羅榮桓把民主意識和平等觀念帶入政治思想工作中，禁止打罵士兵，堅持民主生活，這些都成爲我軍政治思想工作的綱領性文件——《古田會議決議》的重要內容。在古田會議期間毛澤東曾稱讚羅榮桓“這個同志是個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領導幹部，對這個同志我們發現晚了。”在這次會議上，他被選爲紅四軍前委委員。
井岡山時期的紅軍，其來源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從舊軍隊中起義過來的，另一種是起義的農民。前者具有抽大煙、搶民衆、打罵士兵等惡習；後者則具有自由散漫、不受約束等缺點。羅榮桓每到一支新的部隊都花大氣力幫助克服這些惡習。起初有些舊軍隊過來的幹部以爲黨代表只會耍嘴皮子而不會打仗，因此挑釁性地說：“黨代表要是會打仗，兄弟就佩服”。羅榮桓雖是學生出身，但他打仗不怕死，學習軍事很認真，每次打仗都衝在最前面，而撤退又走在最後。如此行動，獲得了他任職的每一個軍事單位的幹部戰士的佩服，確立了威信，他所宣傳的“古田會議”精神很快落到了實處。
長征時期，羅榮桓初任紅八軍團政治部主任，該單位撤銷之後任總政治部巡視員，到達俄界後任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紅軍到達陝北後，他調到紅軍大學學習，同時任一科政委。隨後又任紅軍後方政治部主任。
抗日戰爭爆發之後任八路軍一一五師政治部主任，率政治部、騎兵營、教導大隊在冀晉交界區的阜平、曲陽、靈壽一帶發動羣衆，建立抗根據地。在開創抗日根據地的鬥爭中，他發揚井岡山時期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把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擴展爲宣傳羣衆、發動羣衆、武裝羣衆，帶領羣衆抗日的工作和鬥爭。他把隊伍帶到哪裏，就把羣衆工作做到哪裏。以此擴大了部隊，開創並擴大了根據地，贏得了抗日戰爭的不斷勝利。
在領導山東軍民堅持抗日期間，羅榮桓以敏銳的政治頭腦和靈活的鬥爭措施對待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的磨擦。在東北軍遭到日軍攻擊處於危險境地時，羅榮桓知道這支隊伍本質上是抗日的，因此允許其進入我根據地避敵。而國民黨頑固派李仙洲部從皖入魯搶佔地盤時，則堅決給予打擊，一舉消滅李部萬餘人，李嚇得縮回皖北。對待打着國民黨旗幟暗中勾結日皖殘害山東人民的劉黑七，羅榮桓命令部隊堅決予以消滅。待擊斃劉黑七後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注意時，羅榮桓立即向周恩來提供了劉黑七的種種罪狀，將這些材料公佈之後，輿論立即平息。羅榮桓以一個無產階級政治家的英明，巧妙處理着山東各種勢力間的關係，使我黨的事業不斷髮展，軍隊不斷壯大。到抗戰勝利前夕，山東解放區。人口已達一千七百萬人，八路軍已發展到二十萬人，民兵和人民自衛武裝已達百萬之衆。
抗日戰爭勝利後，羅榮桓奉命率部出關，就任東北人民自治軍第二政委，不久改任東北民主抗日聯軍副政委。在主持東北我軍的政治工作期間，羅榮桓及時發現並推廣了“訴苦”教育，撰寫了《部隊教育的方向》一文，推廣訴苦教育經驗。我軍幹部戰士絕大部分來自社會底層，這一教育形式成功地激發出數十萬甚至數百萬官兵對國民黨的仇恨和殲滅國民黨軍隊的熱情。
新中國成立之後，決定成立總政治部，羅榮桓首任總政主任。部隊開始向正規化方向邁進，他帶領機關的幹部，起草併發出了《關於部隊整編復員的政治工作指示》，保證了一百五十萬武裝人民復員工作的順利進行。組織領導起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建起了“政治學院”等。
3.正直敢言的將領
羅榮桓元帥雖然長期處在政治工作崗位上，但他在處理問題、發表意見、堅持真理等事情上卻如同軍事幹部那樣坦率、痛快和直截了當。在處理複雜問題時能夠快刀斬亂麻；在重大原則問題上實事求是，即使面臨巨大的政治壓力，他也敢於堅持真理、公正無私。多年來，我黨我軍的“左”傾錯誤多起於政治鬥爭，然而，長期從事政治工作的羅榮桓同志卻始終堅持反對“左”傾，堅持實事求是，他爲我黨我軍所有的政治工作幹部作出了表率。
在1930年，受“左”傾路線控制的黨中央向蘇區紅軍發出了打AB團的指示，肅清紅軍內部的反革命分子。在紅四軍中任政委的羅榮桓正在前線各部隊檢查反“圍剿”中的政治工作，起初對打AB團的事並沒引起特別的注意，但當他聽說政治部的幾個部長和一個年紀小小的勤務員也被抓甚至準備殺頭時，他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立即返回軍部，一下馬便聽取政治部的彙報，然後去看被關押的犯人，當他見到蹲在牆角抽泣的一名未成年的小戰士便問他是怎麼回事，小戰士告訴羅榮桓，他因替幾個被稱爲是AB團的紅軍戰士買過花生米和酒就被說成也是AB團的人。羅榮桓氣憤地責問保衛幹部：“這是個小孩子，怎麼會是AB團？”他命令立即放人。羅榮桓冒着被打成AB團成員的危險，在“左”傾分子的屠刀下救出了幾十個同志。爲此他被某些領導說成是“右傾”。
抗日戰爭期間，康生把蘇聯“反對托洛茨基”的鬥爭帶到中國，硬是在中國製造一個“託陳取消派”，還爲此散發了小冊子。一些懷有種種目的的幹部受小冊子的影響，搞起了“肅託”鬥爭。在山東範圍內出現了蘇魯豫區的“肅託”鬥爭，抓了很多人，並且開始殺人。正在魯西佈置反掃蕩鬥爭的羅榮桓接到楊得志等人關於蘇魯豫“肅託”鬥爭的電報，意識到事態的嚴重，他立即電告該區黨委，不準殺一人。然後馬不停蹄地趕赴蘇魯委所在的湖南地區。他帶上一支警衛部隊和一一五師保衛部的全部幹部騎馬趕路，一路顧不上休息。在他到達之前，已有三百人被無辜殺害，還有數百名黨員、幹部被關。湖西區掀起一股狂風惡浪，嚴重傷害了人民的抗日熱情。
羅榮桓趕到之後，馬上找製造“肅託”事件的王仁和王鳳鳴談話，問他們被打成託派的人證據何在？用沒用刑？羅榮桓氣憤地質問：“你們抓了這麼多人，殺了那麼多人，既不請示，又不報告，無法無天到什麼地步！我要不是帶着部隊來，也會把我抓起來的”。羅榮桓隨後找已經定罪的“託派”重要人物談話，一瞭解，全是搞逼供和騙供弄出來的。羅榮桓完全清楚了，這是一次人爲的冤假錯案，、他與其他幹部簡單商議之後，當即宣佈把被關押的人全部釋放，回原崗位工作。一下子救出了幾百名黨員、幹部。羅榮桓含着淚對受害的同志們說：“同志們，你們受苦了，受委屈了！”被冤屈的同志聽到此言禁不住失聲痛哭。制止“肅託”事件後，羅榮桓又請示中央對湖西“肅託”事件製造者進行了處理。
新中國成立之後，於1957年開展了反右鬥爭。運動一來，“左”傾之風又起，很快出現了擴大化的趨勢。羅榮桓在多次講話中都堅持，劃右派一定要慎重，不能因說了一兩句話就打成右派。在總政治部的劃右派鬥爭中，文化部長陳沂被定爲右派，此時羅榮桓已辭去總政主任之職，干預未產生效果，但在陳沂被打成右派後，他照樣稱他爲同志，關心他的生活和寫作。在他的幫助下，陳沂的右派帽子得以摘掉並在《解放軍文藝》上發表了小說。象這種“無所顧忌”地關心“右派”同志的領導幹部，在那個年代是不多見的。
林彪當上黨的副主席之後，由於各種原因，是很少有人敢碰他的。雖然意見不少，但能夠當面交鋒的並不多。羅榮桓就是敢於與林彪當面交鋒者之一。他對林彪倡導的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方式持不同意見，認爲只學語錄、“帶着問題學”，“急用先學，立竿見影”，這是把毛澤東著作庸俗化。於是，1961年4月30日在軍委常委第二十六次會議上，羅榮桓當面向林彪指出“帶着問題學毛選”的提法不妥，引起林彪的不滿。但羅榮桓仍堅持以科學的態度學習毛澤東著作。堅持真理、主持正義、不顧私利，對於任何一個人，尤其是有切身政治利益的高級幹部來說是很不容易的。但羅榮桓卻做到了，而且一生如此。這一光輝的形象永遠值得後人學習。
羅榮桓年表
1902年11月26日生於湖南衡山寒水鄉南灣村(今屬衡東縣)。
1924年入青島大學讀書，曾參加“五卅”反帝愛國運動。
1926年預科畢業後赴廣州，不久回家鄉從事農民運動，進行反對土豪劣紳的鬥爭。
1927年4月到武昌中山大學讀書，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隨即轉入中國共產黨。
1924年7月被中共派往通城從事農民運動，組織農民武裝。
1924年8月20日，參與領導通城起義，任通城和崇陽農民自衛軍的黨代表，隨即率部隊至江西修水編入武昌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任特務連黨代表，參加湘贛邊界秋收起義。
三灣改編時是人民軍隊第一批七個連黨代表之一。上井岡山後，歷任中國工農紅軍連、營黨代表。
1929年底，參加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當選爲紅四軍前委委員。
1930年初，任紅四軍第二縱隊政委。
1930年8月，任紅四軍政委，與軍長林彪率部參加打長沙、打吉安和第一至第三次反“圍剿”。
1932年3月任第一軍團政治部主任、領導部隊的政治工作，同時組織部隊發動羣衆，打土豪，分田地，籌糧籌款，擴大紅軍隊伍。
第四次反“圍剿”結束後，改任江西軍區政治部主任、總政治部巡視員、動員部部長，曾兼任擴大紅軍突擊隊總隊長，領導擴紅工作成績卓著。
1934年1月被選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獲紅星獎章。
1934年9月，任新編組的第八軍團政治部主任，參加長征。第八軍團撤銷後任總政治部巡視員、第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到陝北後參加東征戰役。
1936年6月，入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學習，併兼任培訓高級幹部的第一科政委。
1937年1月，任軍委後方政治部主任，7月，任第一軍團政治部主任。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八路軍第一一五師政治部主任。
1937年9月率師政治部和少量部隊，在山西、河北邊界的阜平、曲陽、靈壽一帶發動羣衆，組織抗日武裝，建立抗日民主政權。
1938年奉命到呂梁山地區，與代師長陳光指揮午城、井溝和薛公嶺等戰鬥，保衛了黃河河防。
1938年9月赴延安參加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隨後任第一一五師政委。
1939年3月初，與代師長陳光率第一一五師師部和主力一部進入山東，指揮樊壩、梁山、白彥等戰鬥，重創日僞軍。
1941年8月任山東軍政委員會書記。
1941年11月，領導軍民堅持鬥爭，挫敗了日軍在山東進行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掃蕩”。
1943年3月，任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一一五師政委、代師長。
1943年8月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書記，統一領導山東抗日根據地的黨政軍工作。
1944年開始組織一系列戰役，實行局部反攻。
1945年指揮部隊在山東全境進行大反攻，控制山東境內的津浦、膠濟和隴海鐵路，收復除濟南、青島等少數城市以外的山東絕大部分地區。
1945年6月，他被選爲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後，他組織和率領山東主力部隊六萬餘人進軍東北，任東北人民自治軍(1946年後改稱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
1945年12月，面對國民黨軍對東北的進攻，他強調控制中長路兩側廣大地區。
1946年3月，他組織領導了東北地區大兵團作戰中的政治工作。
1947年在部隊中推廣第三縱隊訴苦教育的經驗，增強了指戰員的階級覺悟和戰鬥意志。這一經驗後經毛澤東批示在全軍推廣。
1948年8月，任東北軍區第一副政委兼東北野戰軍政委。
在遼瀋戰役中，堅決貫徹中共中央軍委關於先打錦州，把國民黨軍封閉在東北予以全殲的戰略決策，爲奪取戰役勝利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戰軍第一政委，作爲中共平津前線總前委委員和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政委，參與指揮乎津戰役，主持和平解放北平的談判。
1949年6月，被任命爲中共中央華中局(後爲中南局)第二書記，華中軍區(後爲中南軍區)第一政委。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最高人民檢察長。
1950年4月任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9月兼任總幹部管理部部長。
1951年領導“向文化大進軍”，爲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準備條件。
1952年領導籌建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兼任院長。
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
1955年11月，任中共解放軍監察委員會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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