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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7月間，以美國國防部和國會兩個涉華報告及《旗幟週刊》、《紐約時報》等媒體登載的系列反華文章爲標誌，“中國威脅論”在美國再次掀起波瀾。
“中國威脅論”的歷史演變
實際上，“中國威脅論”在美國由來已久，可以追溯到19世紀後期的“排華浪潮”。當時，美國白人種族主義者和勞工利益集團將大批涌向美國西海岸的華工視爲對美國主流文化的“威脅”，認爲他們是“劣等民族和落後文化的代表”，是白人“飯碗”的搶奪者，於是推動政府分別於1882年和1884年通過了《排華法案》。這一時期的“中國威脅論”是針對華人移民這一特殊族羣的，因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威脅論”，但其中體現的白人至上主義思想和東西方文明的衝突，則在其後的“中國威脅論”中仍能找到蹤影。
新中國成立之初，美國曾炒作過一陣“中國威脅論”，即所謂中國革命的勝利有可能在東南亞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從而對美國形成“紅色威脅”。不過，這一時期的“中國威脅論”出現在美蘇冷戰的大背景下。
今天的“中國威脅論”主要起自冷戰結束後。大的背景就是蘇聯威脅消失了，而中國正逐步走向富強。第一次大規模的“中國威脅論”氾濫於1992—1993年間。他們從意識形態、社會制度乃至文明角度展開了對“中國威脅”的具體論證，媒體則推波助瀾，以致洶涌成潮。其中，美國費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項目主任芒羅首先發難，發表了《正在覺醒的巨龍：亞洲真正的威脅來自中國》，於是名不見經傳的芒羅和他這篇“中國威脅”的文章頓時聲名顯赫，一時間風靡太平洋東岸。“中國經濟強大———政治崛起———軍事擴張”，這就是頭腦中只有強權信條的“中國威脅論”者的邏輯。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那篇高論《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也在這個大背景下問世。前者渲染中美軍事衝突不可避免，後者斷言儒教文明與伊斯蘭教文明的結合將是西方文明的天敵，具有極強的意識形態色彩。
冷戰後第二波“中國威脅論”發端於1995—1996年間，誘因則是臺海危機及由此而起的美國國內對華政策大辯論。所謂“中國對臺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構成威脅”、“香港的迴歸意味着自由民主世界將受到專制制度的威脅”等等言論，在當時不絕於耳。《時代》週刊記者伯恩斯坦和芒羅所著《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一書更是集上述論點之大成。
“中國威脅論”第三次甚囂塵上則是在1998—1999年間。至今，人們對所謂《考克斯報告》、“李文和案件”、“政治獻金案”仍記憶猶新。前中央情報局中國問題專家特里普利特和前共和黨國會對外政策助手愛德華·廷珀萊克合寫的《鼠年》和《紅龍躍起》兩本書更是將其大肆渲染，矛頭指向“中國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重大威脅”這一敏感問題，“中國竊取美國核機密”、“利用華人科學家和學生在美國廣泛搜取情報”、“企圖收買美國政府”
等胡言亂語滿天飛，使“中國威脅論”登峯造極。
最近掀起的“中國威脅論”是冷戰後的第四波，同時也是最具“實質性”的一次。此次出籠的兩個報告據說是經過長達一年的聽證會、實地考察、跟蹤中國媒體後得出的結論，聲稱“經得起推敲”；同時，內容上也跳出簡單的“指控”和意識形態糾纏，觸及中國軍力發展的深度分析，並首次公開指出中國軍力不僅對臺灣，還對中國周邊國家甚至美國構成威脅；不僅對中美經貿關係這一兩國關係的“潤滑劑”大加撻伐，而且還公開否定對華“接觸政策”的有效性。
過分“關注”中國的發展
近年來，還有一批變種“中國威脅論”也不時涌動，包括所謂“中國不行論”、“中國崩潰論”、“中國發展摻水論”等等，不一而足。它們觀察中國的角度雖然不一樣，但得出的結論則是一致的，即中國的崛起對美國構成威脅，中國的衰落或者崩潰更對美國構成威脅。
前兩年的《外交》雜誌上刊登倫敦戰略研究所學者西格爾的文章《中國真有那麼重要嗎？》認爲“中國並沒有人們想象的那麼重要，沒有必要過分重視中國和發展同中國的關係”，以“中國不行論”開啓了另類“中國威脅論”的先河。2000年，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羅斯基先後發表《中國GDP(國內生產總值)統計出了什麼問題》、《中國的GDP統計：該被警告？》質疑中國經濟增長統計數據的真實性，被西方媒體炒作，使“中國發展水分論”大行其道。稍後，美國經濟記者戈登·尚出版聳人聽聞的《中國即將崩潰》一書，“中國崩潰論”逐漸流行，對中國過分“關注”起來。
“中國威脅論”的生存土壤
然而，正是這些經不起推敲的“中國威脅論”，在美國往往過兩三年即能沉渣泛起，應者也絕非寥寥，箇中原因耐人尋味。鼓譟者和炒作者基本來自美國國防部、國會、右翼思想庫和媒體等傳統反華親臺勢力，如國防部的中國軍事研究中心，國會的兩大涉華委員會及“臺灣小組”、傳統基金會、企業研究所、“美國新世紀”計劃、史汀生軍控研究中心等保守思想庫，《旗幟週刊》、《華盛頓時報》等右翼媒體等等。站在前臺的，是軍方鷹派人物、國會反華親臺議員以及因“志同道合”而拼湊在一起的所謂“藍隊”成員。較爲著名的，包括《旗幟週刊》主編比爾·克里斯托爾、《華盛頓時報》記者比爾·格茨、新世紀計劃負責人施密特等。這批人真正瞭解中國的並不多，但卻屢屢發表言論，誤導民衆。克里斯托爾就曾說過，對美國政策持原則性觀點並不一定需要有關中國的專門知識，“我根本不是中國問題專家。我對中國的觀點……出自我對美國對外政策的看法。美國軟弱實在是危險的”。
“中國威脅論”氾濫之日，幾乎都是中美關係改善之時。1997年和1998年中美關係因首腦互訪而升溫，反華逆流也因勢而動；此次布什正決定積極調整對華政策，反華浪潮又再次掀起。宣揚“中國威脅論”的那些玩意，靠的是虛張聲勢、無中生有，因而大都不得善終，像《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一書現在已成了路人喊打的“不嚴肅讀物”，《考克斯報告》在美國也臭不可聞，“李文和案”已公認是一樁冤假錯案。
中美意識形態不同、文明之間差異、地緣爭奪態勢、發展進程矛盾等因素，是“中國威脅論”不時氾濫的大背景和恆定因素。此外，各個時期又有誘發“中國威脅論”的特殊原因。最近這次即有多重原因。首先，隨着美俄關係的實質性調整，中國越來越被美國右翼勢力視爲除恐怖主義和“邪惡軸心”之外最主要的“潛在對手”。因此，中國的一舉一動必然比以前更多地受到美國的關注，而且是戴着有色眼鏡的關注。其次，中國良好的發展勢頭引起“自然的心理反彈”。特別是在美國企業制度遭到廣泛質疑，日本模式失靈的今天，中國成功的發展模式更加吸引人。美國右翼保守勢力因而集中火力攻擊中美經貿交流的不對等、誣稱“中國利用從美國獲取的經濟實惠發展軍事現代化”。第三，布什政府正面臨調整對華政策的關鍵期，右翼勢力原本希望其奉行強硬對華政策，有別於克林頓政府，但實踐表明，布什有可能繼續沿着“對華接觸”政策路子走下去。因此，反華人士按捺不住，趕緊拋出種種言論，指望給布什的對華政策定調。
“中國威脅論”作用有限
從“中國威脅論”的演變歷史看，即無論炒作多麼厲害，終究未能撼動中美關係發展大局。一方面，在渲染“中國威脅論”的團體之外，還有一大批嚴肅的學者在認真地關注中國的發展，並得出相對公允的結論，他們的觀點是對右翼保守觀點的制衡。比如，同樣看待中國的崛起，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布魯金斯學會的尼古拉斯·拉迪就理智得多，他說：“對亞洲所有國家來說，面對實力如此強大的中國，惟一理智的反應就是想方設法與其合作。”據稱，極有可能取代格林斯潘角色的美國國家經濟局主席馬丁·費德斯坦不久前表示，中國經濟發展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中國崩潰論”是站不住腳的。
另一方面，美國政府更多是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考慮美中關係，“中國威脅論”無疑對其決策有干擾作用，但對華政策最終主要取決於國際大背景和國內小背景，以及中美兩國關係互動的狀況。此外，在美國國內，企業界推進中美經貿關係的意願日盛一日，他們已對美中安全評估委員會的結論進行了廣泛批評；鮑威爾爲首的國務院系統仍希望積極推動美中關係，美中軍事交流恢復工作的進行，也表明美國國防部並非鐵板一塊，這些因素都決定了“中國威脅論”難以阻擋中美關係發展的大勢和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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