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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報說，日本重振經濟勢力一直未見成效。在外交上，日本的影響裏也逐漸下降，搞“支票外交”越來越力不從心。由於不能正視歷史，它無法加強與亞洲鄰國之間的關係。如果日本不能改變自身民族的偏狹性，就難以擺脫衰退的困擾。
國際地位明顯下降
自20世紀90年代日本的金融泡沫破滅以後，美國總統一直在刺激和哄騙日本領導人穩定經濟並恢復日本在世界上的合適地位。儘管很慢，但是這個國家正朝着那個方向發展，人們越來越接受這樣一種觀點，及時生日本正在恢復它在世界上的適當地位——一個在世界事務中的重要地位明顯下降了，而且還在繼續下降的二流國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成爲經濟發展最快的過程之一。它的成功引起發展中國家的普遍妒忌，成爲說明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如何能在短時間內取得成功的一個實例。現在如果它的經濟繼續衰退，那就可能對美國在亞洲的外交和軍事政策產生深刻的影響。
股市暴跌、想當超級大國的美夢破碎後的今天，日本仍然沒有擯棄建立在制度化的裙帶管理之上的機能不良的政治體制。
並不是所有人都放棄對日本的希望。譬如，赫德森研究所剛剛出版了一本書，題爲《日本作爲超級國家的再次崛起》。該研究所所長赫伯特·倫敦最近在《華爾街日報》輿論專欄發表文章說，日本的“文盲率爲零，領導層穩定，日本商品在世界市場中很受重視，精通西方的管理技巧，信仰有目的的集體行動，因此，日本的未來並不是沒有希望”。
但是最近從華盛頓傳出的信號表現出深刻的懷疑態度，一些外交官說，布什政府越來越拿不準日本是否會再次成爲全球的“勢力集團”的一員。
領袖層陷入癱瘓
從中亞到朝鮮半島，許多分析家認爲今後幾十年將形成俄羅斯同中國之間競爭外交和經濟勢力的局面。如果莫斯科和華盛頓的關係變得更近乎，那隻會加速日本在亞洲影響的減弱，使日本更無法抗衡中國。
在名古屋的南山大學的國際問題專家羅賓·利姆說：“如果日本人真的沒了希望，他們可能開始考慮默許中國的勢力。因此，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恢復經濟健康發展對美國的安全和經濟利益都至關重要。”他說：“如何影響日本的政策是頭號問題，因爲日本的領袖層現在完全陷入癱瘓。”
同俄羅斯充滿活力的外交相比，日本的困境尤其引人注目。俄羅斯事實上根本沒有經濟牌可打。憑藉它的核技術以及靠近中亞、高加索和中歐的優勢，俄羅斯眨眼之間由美國的核敵人變成了戰略伙伴，甚至考慮在導彈防禦研製方面進行合作。同樣地，轉瞬之間，日本於1945年被美國解除了武裝，但它從來沒有克服掉對美國導彈防禦的矛盾心理，儘管它長期同華盛頓結成聯盟。
迎挑戰力不從心
中國的崛起給日本提出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大挑戰，但是這使東京看起來既感到驚恐又感到困惑，它一邊通過向中國提供慷慨的開發援助來緩和關係，一邊又滋事挑釁，其中包括小權純一郎首相參拜靖國神社。
日本的不安反映了專家們所說的日本因人口減少和急劇老化而面臨的痛苦抉擇。
有些日本人可能想重整軍備，在像石原慎太郎這樣一個深受歡迎的領導人的領導下自行其是。石原慎太郎是東亞的讓—瑪麗·勒龐。他嘲弄中國和西方，1989年發表了影響很大的專著《敢說不的日本》。但是在經濟能以很低增幅增長就是最好結果的情況下，現實主義迫使日本爲了安全更僅僅地依賴美國。
日本最近的失敗是至少自1868年以來許多失敗中的一個。1868年明治維新，日本擺脫封建主義和兩百多年的孤立主義，迎接西方的挑戰。這個國家從災難中走出，重新打起精神，努力恢復發展，而後一直盲目地堅持到下次遭到失敗。
所變化了的是，現在這個世界發展得比過去快得多，逝去了的光陰一去不回。日本的關鍵時刻可能應是1991年的海灣戰爭。當時，正如《朝日新聞》的一位國際事物評論家文章中所寫的：“日本發覺自己只不過是一臺自動提款機，挨一腳才能吐出錢的提款機。”
由於搞“支票外交”力不從心，日本如今越來越玩不起過去用過的那種把戲。但是即使在它擁有大量額外財富的時候，日本也不能克服20世紀30年代帝國主義征服給它造成的很深的創傷，也無法有計劃有步驟地加強它與亞洲鄰國之間的政治和經濟關係。
偏狹性沉痾不治
普林斯頓大學日本歷史學家謝爾頓·加龍說：“看一看除美國以外的國家，那些能夠在世界的思想中發揮重大作用的都是二流的歐洲國家：英國、法國甚至瑞典。日本在一些文化的討論中沒有發揮什麼作用。日本人根本沒有要成爲世界公民的想法，在爭取改變美國的優勢地位方面也沒有做出什麼努力。”
日本衰退的最重要因素可能是它的偏狹性。儘管這一點大家都清楚，但是這個國家的這一特點很具諷刺意味。它井筒電子產品的生產和營銷技術，是全球化的早期“原動力”。然而，它沒能成功地進行調整，這個國家的英語讀說能力在國際上的排名孤立的被朝鮮一樣。與此同時，連日本面臨的人口危機都沒有使它對外國移民開放。儘管日本的政府官員想出一個又一個代價昂貴的高科技計劃，希望一次使日本重新發揮支配作用，但是這裏似乎沒人意識到，僅靠金錢建不起硅谷。開放社會吸引世界最佳智力人才才能建起硅谷。
在瑞士洛桑的國際管理髮展研究院的日本問題專家讓—皮埃爾·萊曼說：“我覺得日本只能去做兩件事，而且這兩件事密不可分：開放這個國家，開放它的機構。然而，它沒有這樣做，因爲它不想接受外國人。與此同時，在日本這個國家人們不能不服從命令，所以有才華的年輕人要麼出國、要麼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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