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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在十六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都應該得到保護。”從現有文獻來看，這應該是我黨建黨以來第一次公開表示保護“合法的非勞動收入”。
顧名思義，非勞動收入，是指通過勞動以外的其他途徑取得的收入，一種典型的現象就是通過投資取得的收益。在傳統意識形態中，中國民衆對“非勞動收入”似乎充滿了敵意，和“非勞動收入”內涵相近的，就是貶義詞“不勞而獲”，人們在談論“不勞而獲”時的厭惡態度，足以證明上述敵意。
應當說，這種態度有着深刻的歷史淵源和深厚的思想基礎。長期以來，“勞動創造一切”的歷史觀和“勞動光榮”的觀念，一方面教育人們認識和理解勞動並熱愛勞動，但另一方面，這種提法似乎總在若隱若現地表明一種觀點：非勞動收入是不合理的，不應該得到保護。特別是在闡述“剝削”現象時，人們更是習慣於在剝削和非勞動收入之間畫上等號，在猛烈批判剝削現象的同時，順便也批判非勞動收入，並堂而皇之地將這種現象冠以“不勞而獲”的名分。
其實，“非勞動收入”並非洪水猛獸，也並非完全不合理。從某種意義上講，“非勞動收入”在當今社會具有當然的合理性，並理應得到提倡和保護。
衆所周知，在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社會，不僅平等的商品交換處處存在，投資行爲也比比皆是。從某種意義上講，投資行爲是商品交換規模化的前提和基礎。投資行爲是成熟的市場經濟社會區別於孕育時期商品交換社會的重要特徵，因爲，如果沒有大規模的投資行爲，資源不能被集中利用和合理配置，商品交換始終只能停頓於初級階段。
多年以前，當我們開始談論和實踐市場經濟制度時，就明確提出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但是，如果沒有大規模的投資行爲，這種“合理配置”肯定只能是紙上談兵。
爲什麼會有投資行爲？因爲投資能夠得到回報。但顯然，這種回報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勞動收入”，而是“非勞動收入”。雖然其中可能包含有一定程度的腦力勞動，比如投資的決策和投資管理過程中的管理行爲，但事實上，比起投資本身的風險來說，這種腦力勞動在通過投資獲得回報過程中的作用顯然要小。換句話說，投資所得到的回報，與其說是決策的結果，不如說是資本市場規律的必然結果。可以說，實行市場經濟制度，投資就是一種必然的選擇，因爲投資行爲是市場經濟社會的絕對合理現象。
但在沒有實行市場經濟制度以前，我們甚至對“投資”也充滿了敵意，人們往往有意無意地將“投資行爲”和“資本家”聯繫起來，使得人們“談資色變”。
受上述觀念的影響，人們一直對“非勞動收入”現象持矛盾態度————一方面，我們總在理論上或者意識形態方面批判不勞而獲的“非勞動收入”，另一方面，人們卻熱衷於進行形形色色的投資行爲，並努力追求投資的“非勞動收入”。嘴上說的、心裏想的、實際乾的，總是不能統一起來，這種尷尬表明，應當對“非勞動收入”有一個合理的或者是合適的說法。
從這個意義上講，江澤民這次的講話，是對“合法的非勞動收入”的正名。這一代表中國執政黨的權威聲音意味着，中國不僅不歧視或者壓制投資行爲，還將從觀念上、政策上甚至法律上實現對投資行爲及其收益的平等保護。
真正實現對投資行爲及其收益的平等保護，必將有利於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因爲，這一政策不僅直接利及投資者，還將通過對合法投資行爲的鼓勵促進實現整個社會經濟的飛躍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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