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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分析家認爲，中國採取的是“共同安全”戰略，亦即中國在採取任何安全措施時都會考慮到鄰國的安全，中國並不想陷入與鄰國間的代價高昂的軍備競賽。
兩個或者更多大國之間極少能通過談判解決它們之間的分歧。中美之間在安全和武器控制方面的分歧尤其尖銳。一些安全分析家認爲中國無法就這些問題和美國展開談判，原因有三：第一，由於中國無論是在常規還是核武器上的實力都不如美國，它很難與美國展開雙邊談判；第二，由於收復臺灣在中國的安全戰略上具有支配性地位，中國不可能簽署任何有礙自身武器現代化的協定；第三，由於中國的周邊基本上是美國的同盟國，它自然只能與美國開展一些能保障自身相關利益的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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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圖片：中國人民解放軍最新98式主戰坦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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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圖片：中國人民解放軍新型洲際導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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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圖片：中國人民解放軍新式戰術地對地導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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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圖片：中國人民解放軍先進地對地導彈 |
各種現象表明，儘管存在不少分歧，中美兩國還是已經開始嘗試在武器控制方面達成一致立場(儘管是以多邊協議的形式)。尤其是中國，它在武器控制方面的立場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從1970年起，中國已簽署了約10—20%其有資格簽署的武器控制雙邊協議。到1996年，這一數字上升至85—90%。國際社會在武器控制方面所做的努力包括幾個關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常規武器控制的協議。協議內容涉及：禁止核試和核擴散、禁止生產可裂變物質、禁止使用生物武器及禁止出口導彈技術和地雷。和現在的情形截然不同的是，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在武器控制方面的態度是否定而不屑一顧的。
中國當時批評一些控制着武器的政府沒有一視同仁地對待窮國和富國。
中國在安全戰略上的轉變使一些分析家認爲，中國採取的是“共同安全”戰略。中國在採取任何安全措施時都會考慮鄰國的安全。換句話說，中國並不想陷入與鄰國間展開代價高昂的軍備競賽的安全困境。這就是“共同安全”的來由。因爲中國知道，隨着自身實力的快速增強，中國與各鄰國(尤其是東盟各成員國)之間的差距將因此大大縮小。目前，許多東盟國家的國外直接投資已經被中國吸走。因此，如果中國繼續照此進度發展，它給其它國家造成的壓力將導致東南亞地區和中亞地區上演一場軍備競賽。這將使中國不得不將珍貴的資源轉而用於軍備生產，從而減少其用於社會和經濟現代化的公共預算。
但是，這種更親切更友好的新安全概念是如何產生的呢？據日本福岡工業大學的一位人士指出，這一概念源自以中俄爲首的上海合作組織。中國在該組織首次提出了“新安全觀”的說法。
該組織是建立在互信、平等和協作的一個“新安全觀”基礎上的地區合作新典範。
問題是，中國達到其孜孜追求的目標了嗎？未必。直言不諱地說，中國在處理國際關係，尤其是在處理與美國的關係時仍然持一種現實政治觀點。事實上，中國正在尋求緩解與美國這個惟一能遏制自己的國家的緊張關係，以防止雙方的各種衝突演變成嚴重的外交風暴。後者使布什政府和國會敢於對中國採取咄咄逼人的態度。
中國社科院一位著名學者指出，中國認爲美國在亞洲的地位仍是“美日安全聯盟”。實際上，中國最擔心的問題是，一旦臺灣海峽發生武裝衝突，日美可能聯合起來進行干涉。尤其是在中國看來，戰區導彈防禦(TMD)系統的開發和部署意在使中國不敢發動導彈攻擊。對中國軍事規劃最危險的局面是，臺灣正努力尋求加入TMD系統。
中國不能捲入代價不菲的軍備競賽還有別的原因。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就從蘇聯的經驗中發現，肆意沉溺於此類競賽必將耗盡元氣，因爲中國的經濟實力遠不如美國，因此，中國只能玩一場“保險遊戲”。通過這場遊戲，中國正努力達到三個目的。首先，向美國的國家安全精英們提出的“中國威脅論”觀點提出挑戰；其次，改變美國的主要盟國們信口開河、不負責任的觀點：中國有礙東亞地區安全；第三，通過與各東盟成員國簽訂諸如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協定之類的友好協議在該地區形成一種一致看法：中國並非地區安全的禍根，而是福星。
這三個目的合起來就可以解釋爲何中國要走“第三條道路”——與美國既進行合作，又展開競爭，從而鞏固自己在本地區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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