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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吉亮：在我們進入21世紀，向文明、法制、民主社會前進的大趨勢、大背景下，在高等教育戰線上，還出現這種事情，說明了我們的教育管理的滯後，這是一個悲劇。這兩名學生沒有損害社會，沒有損害他人，只是由於一時的不謹慎，不檢點，或者是經驗不足，出現了損害自己的事情，這已經是悲劇了，這個悲劇學校是有責任的。出現這個悲劇後，學校卻以所謂的規章，把他們開除了，剝奪了他們進一步受教育的權利，剝奪了他們進一步發展的權利，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說，在高學歷的社會當中，剝奪了他們的生存權。
-議題二:學生戀愛過程中發生性行爲是否屬於不正當的性行爲？
吳鳴∶不正當性行爲一般指以金錢與性交換爲目的，脫離愛情基礎的性交易行爲，如賣淫嫖娼行爲，或者侵害他人利益與有配偶者發生性關係以及違反國家法律、社會倫理道德的性行爲。學生在戀愛中發生性行爲不應屬於不正當性行爲。
周偉：學校對學生性行爲是否正當的評價標準是什麼？道德準則和價值取向是什麼？用一種陳舊的道德準則和價值觀念來評價，你可以認爲是不正當的，但是這種認爲是錯的。
陳雄飛：人們一般認爲，只有婚內性行爲纔是正當的，應該明確，性與婚姻並不等同。婚姻並不是性的允許，只是性的法律公示。結婚與否，與性的正當與否並不具有必然的聯繫。因此我們不能用結婚與否來判斷性關係正當與否。
主持人：說到男女未婚同居，人們會想到一個特殊的詞——非法同居。某些人會認爲：既然是非法，那就是不合法，既然不合法，那就是違法，那就是品行惡劣、道德敗壞，就是不正當，“非法同居”其實就是“違法同居”。這種看法是否正確？
陳雄飛：無論是在法律上，還是在邏輯上，抑或是在事實上，“非法”都不等同於“違法”。所謂合法，指的是法律所倡導的、法律要保護的，在價值上給予積極評價的；所謂違法，指的是法律所反對的，法律要懲罰的，在價值上給予否定評價的。在“合法”和“違法”的領域之外，還有一塊領域，那就是“非法”。“非法”指的是法律既不提倡也不反對；既不保護也不懲罰；既不讚揚，也不否定。換言之，“非法”與法律無關，法律聽之任之。“非法同居”不是合法同居，但這並不是說非法同居就是違法同居，就是法律所反對的、要懲罰的、要給予否定評價的。我們不能用非法同居來推斷人的道德、品行，更不能用非法同居來判斷性關係正當與否。
-議題三:在這次事件中，學校是否存在教育不得力的過錯？是否應承擔相應的責任？將此事件完全歸責於學生，是否合理？
周偉：兩名學生出了這種事情，學校是有責任的，就是學校教育不當。本來就是你的教育有過錯，你就應該考慮去怎麼樣彌補，然後使此事得到妥善的解決，避免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學校作爲教育者，要教育學生懂得尊重別人的權利，包括隱私權，學校首先就要尊重別人的權利。
吳鳴∶學生懷孕事件，不能完全歸責於學生，學校也存在教育不力的問題。
陳新欣：大學時期正處於一個性活躍期，如果沒有非常好的引導，想控制性行爲的發生是不容易的。從國外的資料來看，初次性行爲在很多的國家都是十六七歲，而且他們都是在從小就進行性教育的情況下知情的選擇。瑞典的性教育非常成功，在學生7歲時就開始進行性教育，到了中學生的時候，就可以公開談論使用避孕套的問題，到了16.4歲，他們就有第一次性的關係，但是20歲以下的少女懷孕率幾乎沒有，社會平均墮胎率才0.6次。我曾經採訪過一個22歲的美國留學生，他說他13歲的時候對性就瞭解了，但是到了18歲才發生第一次性關係。他說，我覺得我自己不成熟、不能承擔後果的時候，我可以控制自己。而在中國，很多青少年對性的認識都是稀裏糊塗的。本案中的兩名大學生的行爲說明他們受的性教育太差，無論是老師還是父母，在他們成長過程中，可能都沒有對他們進行過這方面的教育。我覺得學校應該負點責任，社會也應該負點責任。
-議題四：學生與學校是何關係?學生對學校的處分不服，可通過哪些途徑維權？
袁吉亮：在社會的民主法制大背景當中，在社會進入了商品經濟的社會中，應該擺正學校和學生是什麼樣的法律關係：學生是主體，民權的主體，學校是爲學生服務的，學生是接受教育這個商品的，學校爲學生提供各方面的知識。
趙合俊：我認爲性還不是隱私權，更主要的是一種性私事。具體到本案，校領導根本沒有懲罰的權利，這是個人的事情。學生跟學校首先是一種合同的關係。學生之間發生性行爲沒有違反合同，所以說學校如此處理是不對的；另外一種是管理的關係，但是學校沒有權利在這方面進行管理，從這方面來講，學校的做法也是不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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