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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底，我32歲的丈夫龔民(化名)當上了副縣長，主管城建和交通。原以爲做“縣長太太”很風光，誰知我遭遇的是無止境的擔憂和害怕……
向他彙報工作、求他辦事或認親套近乎的人幾乎踩斷門坎兒，頻繁的待客讓我漸漸感到厭倦，尤其令人頭疼的是電話，不分白天黑夜。
一天女兒放學回家交給我一個信封，“在學校門口被一位不認識的叔叔攔住，說給我生日禮物。”我打開信封一看，裏面有1萬元！
晚上龔民回來說：“老李是一所學校的校長，他想把他女兒調到交通局去。”
1993年8月10日，一位50多歲的陌生男人來到我家，聊了一會兒，他將一隻棕色皮包放到茶几上，說：“這是龔縣長的包。”然後告辭離開。
我看了看茶几上的皮包，覺得不像龔民平時用的那個。心存疑慮的我拉開皮包的拉鍊，一下子傻了：裏面竟塞滿了一疊疊百元大鈔！我立即打電話給龔民，告訴他家裏發生的事。下午，我沒敢去上班，守着這隻皮包，彷彿守着一顆隨時都會爆炸的炸彈，心裏害怕極了。
龔民回來了，他皺着眉頭聽完我對那人特徵的描述後，說：“他是劉老闆，全縣著名的民營企業家。他已找過我多次，想承包防洪堤工程。”
這一筆筆錢我們都堅決退回去了。
有一天，女兒放學回家嗚嗚地哭，她與班上一名男生髮生口角，那名男生當着衆多同學的面罵她：“你狂什麼？你老爸遲早要坐牢被殺頭的。誰不曉得你們家的黑錢多得連耗子窩都是用鈔票墊的！”
我氣得渾身發抖，衝到學校找女兒的班主任。我做夢也沒想到，幾天後學校竟將那名男生開除了。我本來只是發發牢騷而已，並沒有要求學校處分那名男生，學校幹嗎要給我們這種特權？
每當電視或報紙曝光某貪官的罪行時，我心裏就爲丈夫擔心。我怕聽見刺耳的警笛聲，不敢看那些有關貪官的新聞報道……
1998年8月底，龔民回到家便交給我一個脹鼓鼓的信封，裏邊是一疊疊鈔票。這是一家專門炒作縣旅遊開發區土地的開發公司
龔民長嘆一口氣，說：“公司不可能只送我一人。我既不是書記縣長，也沒有直接分管旅遊區開發。”
後來我們反覆商量，決定把這筆錢悄悄地捐給希望工程。我鬆了口氣，這樣既不得罪別的領導，也不用擔心將來東窗事發。
1998年12月底，一名副縣長因接受一家建築公司的賄賂被反貪局查處，審查過程中牽出了某開發公司給縣級領導送禮金的事。
龔民因沒有將禮金裝入私囊，被免予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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